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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要兵部定议。兵部回奏：“屯田两处，计甚不便。”事遂中止。明朝不得不决定大发兵员粮饷，务期将倭军驱出朝鲜。
（二）麻贵出征，明军二次援朝
二月十一日，明朝再次集议抗倭援朝事宜，最终统一意见。决定调宣府、大同和蓟州、辽东军队七千人，募浙兵三千七百人，并诏令朝鲜设立海防司道官。
二月十五日，朝廷任命我为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不久加提督衔，统率南北水陆官兵，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李如松之后第二个被封为提督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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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因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位力荐，以夺情起用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开府天津，申警备。主事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
杨镐，字京甫，号风筠，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有些侠气，遇事敢为。曾任山东参议，随辽东总兵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袭鞑靼炒花部军帐，全胜而归。后累擢至参政。前不久又同副将李如梅出塞袭虏，可惜不利而返，遭到朝廷切责。适逢倭事复坏，朝中无人堪任，经大学士张位力荐，万历帝特免其罪，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杨镐新遭父丧，张位又代请夺情视事，万历帝尽皆依从。命其进驻平壤，统辖明军，并就设朝鲜经略一事谕朝鲜王道：“设官经理朝鲜，原为保全属国，目前战守进止，此为长策。待彼力能自主，官兵当即撤还。天朝不利一民一土。”
不久，朝廷又以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陆续调陆军七万、水军两万四千入朝作战。
邢玠，字式如，号昆田，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初授密云县令，擢御史，巡按陕西，累官至兵部侍郎、尚书。他性格宽和持重，有识略，事必深思熟虑，以图万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帅。
五月九日晚，我率先统领本部军马抵达辽阳。五月十八日起，诸军望鸭绿江东发，陆续过江。
提督所属将官为：副总兵吴惟忠、杨元、李芳春、解生、佟养正、李宁（保定），参将卢继忠、杨登山、李宁（大同）、陈愚闻，游击牛伯英、陈愚衷、颇贵、柴登科、茅国器、李化龙、杨万金、摆赛、卢得功、陈寅、涂宽、安本立、季金，千总叶邦荣、叶朝桂以及真定营坐营官薛虎臣，共二十六员将领，连同督标中军张维城、旗鼓庞渤等，分批渡江。
诸高级将领吴惟忠、杨元、李芳春、佟养正、李宁等，对朝鲜人来说已经是老面孔了。李宁及祖承训、李逢阳等则是李家将。
勇将牛伯英，号少川，保安卫人，勇冠三军，统领马兵六百先期进入朝鲜。
解生、杨登山、摆赛、颇贵，分别来自宣府、大同，均为回族将领，以骁勇善战闻名，时号“四将”。解生临阵必先登，虽为鞑将，钤束甚严，性又恭谨；杨登山勇敢善战，也曾先登；摆赛在西北鞑将之中最为勇健；颇贵勇力绝伦。
陈寅、茅国器为浙兵将领。陈寅为温州平阳金乡卫人，膂力过人，能倒拽奔马；茅国器则是山阴人，武科进士。两人均任游击将军，各领步兵三四千。
游击季金，字长庚，号龙冈，浙江台州松门卫人。领舟师三千二百，直接由海路往古今岛，是本次战争的第一批水军。
提督标下宣府、大同兵一千，千总麻来、麻云，是跟随我征战多年的好儿郎。
总督邢玠标下将官：中军副总兵高策、戴延春，旗鼔官蒋弘济、张九经，副总兵祖承训，参将杨廉，游击董用威、叶思忠、乔一麟，指挥宗应魁、张隆、蔡仲宇，千总斯天爵、王成、李辅国以及大同委官王宗义，共领马步兵近二万人，皆随总督听用官庞浡及李大谏、张彦池出来。
经理杨镐标下将官：中军副总兵彭友德，旗鼓官守备李开先，指挥黄应旸，指挥佥事李逢阳、刘武伸，千总李胜、李益乔以及宽典中军章焕然，共领马步兵三千七百余人。
又以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监军，户部山东清吏司郞中董汉儒督饷，河南布政司右参议张登云、兵部职方司员外郞杨位赞画军务。
总之本次出征，阵容不亚于壬辰战争中的宋应昌、李如松大军。
（三）南下布兵
朝鲜君臣闻听率兵援朝的提督是我，颇有些失望，纷纷议论道：“麻贵也是北将，岂知御倭？”又有人认为我“沉鸷则有之，尝倭则未也。”大家一开始是对我抱着怀疑态度的。
我也颇知这一点，刚到朝鲜时，曾对朝鲜王坦白道：“御虏备知其情形，可以料得，而倭子则不曾知。”
我曾将御虏与御倭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国内有城有兵有粮，贼寡则出战，贼众则入守，因此战必克，守必固；而朝鲜缺兵少粮，虽有智者不能善其策。因此，困难远甚于御虏。但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止我抗倭的决心。
可以说，我是抱着万丈的豪情前来朝鲜的。
这时邢玠也已赶到辽东，闻小西行长建楼，加藤清正布种，颇有持久之计，于是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决意予以严厉一击。因朝鲜唯独闲山水兵一枝战斗力稍强，又请增调福建、吴淞水兵赴援。朝议仍调刘綎，也充御倭总兵官，提督川、汉兵六千七百继赴朝鲜，与我各自建牙。
我所统率先期赴朝的军马仅一万七千人，见敌势甚大。一面以兵力不足，请速济师。一面主张先发制人，差人快驰密报军门：“待宣、大兵到，乘倭军未备，先取釜山。釜山取则行长可擒，清正必走。此为出奇制胜之策，大事须臾可定。”
然而邢玠较为持重，答复道：“兵先定谋而后战。今计划未定，彼中势无可乘。而遽行险，是自取败。一败则倭奴乘胜长驱，我军气难再振了。吾意先遣杨元、吴惟忠领兵二枝南至王京，两将分屯于全罗之南原，庆尚之大丘、庆州，而将军且在王京居中调度。但杨元昨报南原城郭圮坏，营房俱无，钱粮无半月之积；庆尚一道，又半为贼有。吴惟忠孤军也难入庆州，故今且使杨元催运粮饷，协同朝鲜修理城垣，以为捍蔽。吴惟忠姑令往忠州，扼贼后门。待七月各兵俱齐，又作区处。”
我于是分布诸将：以吴惟忠率南兵四千屯南原，兼理筹饷；陈愚率延绥骑兵二千衷屯全州，杨元率辽东骑兵三千扼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浙兵三千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我则率本部兵马驻王京居中调度。待总督邢玠率领的四万大军一到，我军即由南原、忠州两路进发，直捣釜山镇。
诸将领命，于六月分别率部南下，各趋信地，蓄粮治兵，以成掎角之势。
我又移咨朝鲜王，要他督率朝鲜诸臣练兵，固守地方，把截险要。朝鲜王于是派庆尚左兵使成允门、防御使权应铢等驻庆州，以防鸟岭之路；右兵使金应瑞等驻宜宁，以防釜山倭兵；统制使李舜臣、元均等以舟师专备竹岛、加德倭兵。各务勉励，以候明朝大军。
而倭军自这年二月至五月，在釜山沿海所从事的积储粮秣、构筑工事等准备工作渐次告成。六月初，调信回国见秀吉。秀吉道：“朝鲜不听我言，以全罗、忠清二道尚完之故。你等于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罗地方，割禾为粮，攻各处山城，仍进攻济州。如是势难，则远兵庆尚，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处，连营住兵或十余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时出入侵掠。有山城去处，尽力围打，虽被死伤，必攻破而后已。你等戮力为之。如不从我言，当尽杀你等妻子。”调信答道：“即月天兵大至，已到全罗，势难进攻。”秀吉发怒道：“癸巳年间，天朝大兵虽在近地，尚能攻陷晋州。天兵虽大至，不须畏避。”
调信只得仍回朝鲜传达秀吉旨意。于是倭军数千艘兵船先后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放丸如雨。不久，复往来竹岛，渐逼梁山、熊川。小早川秀秋留镇釜山，以总节制，分遣诸将，水陆并进。命加藤清正由清海昌原向晋州，小西行长由巨济南海向求礼，皆会南原、全州。蜂须贺家政等领水军向西海。其余诸将分布诸郡及沿海镇浦，以为后屯。
朝鲜自遭壬辰倭乱，惟全罗道因偏僻且有水兵相佑，独称完好，并不断供应朝鲜和战所需。秀吉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先破全罗，断其粮赋供应，兼取己用。邢玠早已料到了这一点，责成我尽速设法保全王京及巩固全罗道。
时已入夏，自七月初大雨四五日不止，尽夜如注。平地皆为大水，三江大河一望滔天。宣府大同所调人马俱于七月半后方得抵达平壤。我于七月初二日率军渡临津江驰至碧蹄，沿途整理续到之兵，查勘城郭山川之险。诸军冒雨前行，甚是艰楚，但无一退缩。
我分析形势，召集诸将定计道：“王京离釜山一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并相距数百里，势难趋捣。且行长营釜山，清正营西生浦。如破釜山，陆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高山峻岭，仅容只马，路甚险绝；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岛，二处皆咽喉地，倭军俱有劲兵一枝把截，须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济、加德、安骨三处，亦咽喉之地。加德、安骨已有倭船鳞次设屯，闻巨济尚无屯兵，此应先据。但我兵一过梁山、三浪江，倭水陆各一枝，在梁山东西扼险，我后无应援，重兵恐不能出。倭军再益以机张等处兵自东而来，则益不可当了。
“如不攻釜山，而攻清正营，则陆路自西而东，当由东莱、机张；自北而南，由庆州、蔚山。然此路东南大海，西北山岭，又多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西而东，由长鬐、甘浦、开云。而长鬐水兵船只四只，极为单弱，非添兵未可轻进。又言倭军所依者水，而水战却不利。必用正兵，须东西各水兵一枝，只作奇兵，牵其回顾。而陆兵方可出冲突。仍以南原一军捍全罗，大丘一军扼庆尚；又以一军屯全、庆间如宜宁、晋州等地，为其中坚；然后分向釜山、机张。两陆路、水兵东西四面齐发，此为正着。只是兵粮不齐，似难轻动。”诸将赞成，于是疏闻朝廷。
万历帝谕令我与经理杨镐相议图剿。这时杨镐已率诸军次第渡鸭绿江，驻于平壤，而我刚刚抵达汉城。然而此时倭军已夺梁山、三浪，进入庆州了！
（四）智擒沈惟敬
沈惟敬率营兵三百，出入釜山、宜宁一带。表面上声称奉勅协调，其实是暗怀打算，事若不谐，便举足入倭。朝廷责以撤兵，则称关白要割朝鲜三道，只要满足其望大可无事。一面移书朝鲜宰相庆林君金命元，叙其终始以自辨。然而朝鲜人不听他的鬼话，背后指指戳戳道：“这是左右卖国反复之臣。”
浙兵游击茅国器初至王京，问他倭数多寡时，他随口应道：“要多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