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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是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大和它的影响更加增长的一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四十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一步一步取得巨大胜利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提高干部，提高群众，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信赖，就因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的党都是深入在人民群众中间，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的幸福进行最顽强的斗争。现在，全国已经有几十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个遍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这个伟大的运动，给灾区的人民，给全国的农民，全国的工人，全国的知识分子，给六亿五千万人民，带来无比的力量和信心。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看到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纷纷地表示高兴。但是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到了任何时候，毛泽东总是要把宣传和舆论工作做得天衣无缝，想尽一切办法增强人民的信心。在他的眼里，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是行使权力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什么传播四面八方的消息、新闻的媒介，这一条，他抓得很紧。
就在这一年的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五四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一九五八年起，各省、市从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在拟定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这六个中央局的分省是这样的：
中央华北局包括：北京市、河北、山西和内蒙四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
中央华东局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七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个省；
中央西南局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
毛泽东认为这是采取分散小权力和独揽大权，发挥地方积极性而避免中央统揽而管不了弊病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提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地方，下面对你封锁，你就要用眼睛看，用口问，用手写。要找人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要欺骗你。”这时，他已经感受到自上而下的那股浮夸风的猖獗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针对着全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我们下去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要亲耳去听，亲自用手去摸，用自己的口去讲，亲自开调查会，以此来了解情况。这几年不调查了，只凭着对情况的估计办事，就难免要出问题。所以，我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发言，不要下决心。搞调查并不那么困难，也不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时间，只要调查一个社队，在城市里调查一、二个工厂、商店、学校，合起来不过十几个，就可以摸透底下的情况。有时甚至也不要你省委书记亲自去搞，你自己搞一、二个，其他的，可以组织一个班子，亲自去领导，总之是要摸透问题，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件事极为重要，党委书记、委员都要搞调查研究，否则情况就不清楚。每一个省委书记和单位的领导都要了解一些好的、中间的或坏的典型。这是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下面给他的几封信，都是反映基层缺吃少穿情况的，他有点痛心地说：“这些事实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呢？需要你们调查一下。一九六一年搞一个实事求是的年。我们这个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大概是在座的一些领导人官做大了，就不愿意去摸情况了。不摸典型工作就不好做，今后大家都去作调查研究，不要尽讲人家的坏话。老百姓的生活苦，是否到了历史上最差的年代了？你们了解一下后再来告诉我。”
刘少奇说：“这几年是天灾人祸都赶在一起了。人祸，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实行了错误的领导，当然也包括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封锁。”
“还是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内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十多年，这种作风比较差。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线错误，有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左倾，‘左’的、右的，都不搞调查研究。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路线、策略、方针，长期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党进行了整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作战，我们就比较注意搞调查，情况比较清楚。搞革命那一套我们较熟悉，问题也比较单纯。解放后，几年来，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不够，对情况不甚了解，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就知之甚少。现在各地出了乱子了，我们才认识到地主阶级复辟。”
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侃侃而谈起来：“我们对地主阶级复辟缺乏调查研究，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大鸣大放，底摸清了，搞出几十万右派，农村也搞了一下整社，但未料到地主阶级复辟。抽象地说也预料到了，因为说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还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但未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不大。一九五九年刮共产风，因情况不明，所以决心不大。中间加上庐山会议，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不得不被迫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得不反。但之后，共产风又刮起来，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证明是大家的头脑发热了。庐山会议后，情况不大清楚，就从右边刮了一阵风，它与国际上修正主义、国内右派相呼应。去年中央同志集中力量对付国际问题，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我们对国内问题也要聚精会神，反对反革命分子，死官僚分子，组织贫下中农的委员会代替它，团结农民也就是我们的贫下中农。我们党内有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所以要纯洁组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任务吧。”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和任务，实际上是冲淡了人们对造成这些困难的中央决策人的追究。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追究的问题。
不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信，是反映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问题的：
“主席：我冒着一定的风险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你关注一下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吴晗于九月十七日写了《论海瑞》的文章，而早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前，他别有用心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一九六一年吴晗终于完成了他所谓七易其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目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对这样的东西，希望主席能够明察秋毫，予以关注。”
毛泽东把这封信交给了江青，说：“你可以抽时间把吴晗的文章和剧本都看一看，研究研究，拿出你的意见来。”
很快，江青看完了所有吴晗关于海瑞问题的文章和剧本，又对吴晗和有关的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她对自己的观点。她对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廖沫沙、邓拓这些人联系密切，不同寻常。廖沫沙是个什么人？我对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上海的时候和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有勾结，我看不起这个人。至于邓拓，你批评过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人民日报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人勾结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虽然没有发现他们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共鸣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同意群众来信的观点。吴晗关于《海瑞罢官》和所有海瑞的文章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海瑞那样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海瑞。”
毛泽东说：“吴晗这个人，和彭真的关系很密切呢。”
江青说：“和邓小平、周恩来他们的联系也很多。据他自己讲，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间，周恩来就几次找他，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为修订清史而作准备。”
毛泽东摇摇头：“这和他要反党是两回事。总之，要对这个人有所警惕。彭德怀要翻案，是要在全党全国造舆论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舆论，谁也不敢提出他的问题。这一段，经常有人在我的耳朵里吹风，要让彭德怀站出来。有人已经开始逼我了。弄得不好，彭德怀的第一步是会得逞的。”
过了一段时间，康生送来了毛泽东让他整理的一份刘少奇最近两年的讲话摘要：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两年我们的成绩是否伟大？有否虚假？我看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在那里不懂装懂，很不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什么文化革命是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爬在领导的岗位上乱指挥，瞎指挥。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下台，谁也不例外。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不要欠账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一次报告里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毛主席有错误呀等等。这样讲话是可以的。只要没有组织反革命地下集团，没有要篡党，都是正常的。”
刘少奇近年经常讲：“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