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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简直像个戏台：
刚刚下去一群，一群又上来，
像件死了的机械，
就让白天里楼上吐出个没名的歌调，
落在俺们的心上，
像微风吹过一样，
俺们没见过春天的，
春天只走到楼上。
住在地下层的黑鬼，
只能挥着黑的拳头，
从早晨到明日连成条线，
从一年到没数的年，
眼前是皮带、马达，
手里也是那东西，
也许你有些不信：
“那里能不休息？”
实在不是谎话，
俺们就是这样，
直死到里面，
像死去只野狗，
埋了春天和秋天（到底有啥分别呢？）
很久以前的时候。
现在都忘记了那些事，
（俺们也见过春天吗？
现在谁也忘了）！
可是还希望回来，
满树的春花齐开。
她对毛泽东说：“这诗是控诉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的，反映了劳动人民一年不分春夏秋冬的写照。但是，春桥同志是单纯地摹仿外国的诗歌格式，写得不怎么样，实在不敢恭维。写诗不是他的长处。”
毛泽东说：“有人企图从他写的这些东西里抓把柄，枉费心机！”他把彭真送来的材料看了后，对江青说：“看到了吧，彭真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重视抓笔杆子，团结了一批右派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组织自己的秀才呢。彭真把关锋、戚本禹推到我们这边来了，他不要，我们要。你把他们的文章再找一些来，我要好好地看看他们的文章，让康生同志也看看关锋同志的文章。他的文章还是写得不错嘛。”彭真送交毛泽东的关锋的文章，除了有一篇《疑谋断》的杂文外，还有一篇《范缜同箫琛关于“形神不二”和“形神非一”的论争》的短文。毛泽东想起彭真对他说的一句话：“看来，我们这次学术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一个吴晗的问题，关锋、戚本禹甚至郭沫若这些人也应当作适当的批判，以便清理他们的反动的学术思想。如果仅仅批判一个吴晗，只会在全国造成错误的舆论，把我们这次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看得简单了些。其实，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反修和防修的战略意义的重大斗争。”
当时，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但是，他有着自己的主意。
彭真还说：“关锋的这篇《范缜同箫琛关于‘形神不二’和‘形神非一’的论争》的文章，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主席你的，他的这些提法已经造成了一些恶劣的影响。”毛泽东笑了：“是吗？”
于是，他仔细地研究了关锋的这篇文章：
“公元五百多年前，南朝梁天监年的神灭论和神不灭的争论，同时是一场尖锐的、深邃的哲学斗争。其核心的、关键的理论问题，即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范缜，坚持和论证‘形神不二’；有神论者、唯心主义者箫琛，则坚持和论证‘形神非一’。所谓‘形神不二’，是说：‘形’（肉体）‘神’（精神）是同一的，而不是互相分离的两个束西，‘神’是‘形’的作用，而‘神’不能离开‘形’而独立存在。这是‘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一一一元论。范缜从这里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减’的神灭论。所谓‘形神非一’，即认为：‘形’‘神’不是同一的，而是互相分离的两个东西，‘神’可以脱离‘形’而独立存在。这是‘形’‘神’关系的二元论。箫琛从这里也是合乎逻辑地引出了神不灭论……”
毛泽东对这段历史，可以用“了如指掌”四个字来概括。
他既读过范缜《答曹舍人》、《神灭论》，也读过箫琛反驳范缜的文章，但是他佩服范缜的勇气和论争水平。这一点，他和关锋的意见是一致的。
彭真告关锋的这篇文章，原因是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场争论，是由梁武帝箫衍发动的。早在南齐朝，范缜就写了《神灭论》，并引起了‘朝野哗然’。当时的宰相箫子良，立即发动了大批僧侣对范缜进行围攻。但是未能折服范缜。范缜的《神灭论》一直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箫衍篡位，并取得了政局暂时相对稳定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就重新发动了对范缜的围攻。箫衍发了一道《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于是，就由大和尚法云出首制造声势，把梁武帝的《敕答》转发给‘王公朝贵’，鼓动他们起来‘共加弘赞’。”
毛泽东看完这篇文章，对江青、康生说：“彭真不学无术，关锋的文章怎么能成了反我的根据呢？奇谈怪论。彭真是在有意把水搅浑，好另做文章。”
这批材料他翻了几次，才于二月五日批示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他给江青打电话说：
“我看了一场好戏，彭真自导自演，惟妙惟肖。他要扩大战火，把郭老也要端了出来，目的无非是混战一场，在全国造成普遍紧张的气氛，以保护吴晗这类右派。你看了这批宝贝后，也让有关的同志看看，彭真想干什么就一目了然。”
没有多久，江青把关锋和林杰合写的一篇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文章的题目是《〈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文章的一开头，就写得很幽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之所以陷入泥坑，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笑着对江青说：“你看，彭真自己给他自己找下掘墓人了吧！这些人物都会跳出来和他决斗的。这样的文章，现在他们还是要压，让他们继续压上一个时候吧，总有一天会冲破他们的罗网的！”
与此同时，江青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给毛泽东写了一篇材料，系统地介绍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这个材料看得十分认真：
“我们认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里，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则是邓拓。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他们认为时机已经到了，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派加紧进攻的时刻，吴晗给《海瑞罢官》写了序言，特别声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彭德怀重新向党进攻。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紧接着，他们就抛出了《伟大的空话》来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毛泽东显然被这个材料所折服，他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个姚文元实在厉害，字字句句都打到了要害上了，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地发挥他的作用。至于他的家庭的其他问题，那不是什么问题，告诉他好好干！”
江青说：“姚文元、张春桥同志这次是豁出来了，为了把这场斗争搞好，他们时刻准备下油锅、入地狱。”
毛泽东说：“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你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要准备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修正主义当政了。如果你们有了思想准备，无非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个不怕的准备，就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江青说：“现在，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很紧张，据报告他们天天打听消息……”
“如丧考妣！”毛泽东说，“那个邓拓，我是了解他的，批评过他不知多少次了，思想一直是右的。反动的书生气十足，怎样批评他，他也不肯改悔。所以，他从骨头里都是恨我的。这一点，局外的人不清楚，但是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就清楚了。彭真不过是装聋作哑，有意识地看我的笑话而已。你们写文章怎么样啊？”
张春桥说：“我只是给姚文元出点主意，多年来没有写大块的文章了。”
毛泽东说：“还是要写点东西，你的思想很敏锐，抓问题也很及时，这一点有些像梁启超，我对他的文章很爱看。但是，这个人一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和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写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叫人看过痛快淋漓。他是用白话文作文的，很快便传诵一时。但是梁启超也有他的缺点，写政论文章往往态度不够严肃，讲究文章的气势，但是过于铺陈排比，列举事实似是而非，给人以粗浅的感觉。有时候就有点强词夺理，装腔作势。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克服，不要学他的。
这时，张春桥介绍起他们整理的邓拓、吴晗等人的材料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诬蔑的案件，把已经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番。他特意说于谦‘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后，他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且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他还是在这里暗指彭德怀这个人。半个月后，邓拓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他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们的思路’，这个案件是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我和文元认为这篇黑文的要害在这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面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面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角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他根本不敢收进他的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欣赏。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邓拓等人抛出了十分恶毒地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