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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政治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和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所部赢得许多战斗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杨尚昆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三军团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路上，他和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浴血奋战，经过抢占娄山关，同一军团再克遵义城，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等一系列极其艰苦的战役和战斗，在危急关头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八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坚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机构中负责政治工作，战斗在抗战前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和十一月，杨尚昆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积极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推动了华北地区群众抗日运动的高潮。一九四一年初，他回到延安，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这期间参加了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四月，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议后，担任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四七年四月，任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和书记叶剑英同志统筹党中央的后方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又担任副秘书长等职，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常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他领导调整和健全了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现在，既然汪东兴和谢富治都提到了杨尚昆的一些活动，毛泽东不得不更加警惕了，他对谢富治和汪东兴说：“处理这个人的问题要谨慎，先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调查，注意找到确凿的证据，找到了证据就好办了。你们组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检查一下我的身边和住地，看有没有安放的这类鬼东西！”
毛泽东考虑了一天后，毅然决定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他对秘书说：“向政治局常委会转达我的意见，让杨尚昆到广东去，马上离开中央办公厅！”
江青听到这个决定后，说：“早该如此了。我多年来就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有特务在监视着我的活动。连姚文元的文章都有人在秘密地打听。主席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讲了那么久了，还有这么一个人在一九六五年三月给文化部发指示：‘反映现代生活的艺术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就不一定能够反映，即使能反映，也只有几个戏的问题。现在外面的京剧水平已经很高了，不能乱改。可以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现代生活的戏，不能演现代生活的就不要演，只演历史剧。传统戏的唱词千万不要改，那个时代的话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嘛，你改了算什么呀？现在的观众是有批判能力的，要相信群众嘛。’这些都是屁话！你们看一看，外面搞任何一个改革，会有多大的阻力呀！”
谢富治听得出来了，江青所说的“还有这么一个人”；指的正是刘少奇。
江青还对他说：“按照主席的部署，今年之内，先把文化领域内和思想领域里的修正主义分子先来个清算。不是我们要清算人家，而是人家首先要提出清算我们的，我们不得不进行应战。这场斗争的意义和性质怎样评价也不会为之过分呀！”
谢富治诚恳地说：“江青同志，今后怎样走，我谢富治完全听你的，你指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吧！我知道，江青同志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主席的指示。”江青怔了一下，急忙地说：“也不，也许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听毛主席的指示吧。谢谢富治同志对我的信任。”
但是，从这个时候起，江青确实对这位从湖北省黄安县出来的将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她对毛泽东说：“谢富治同志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依靠他我看坏不了事情。”康生也说：“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做过木匠。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始终是在军队里工作，没有任何叛徒、特务的怀疑，是完全可靠的同志。他掌握公安工作，主席是可以放心的。”
于是，毛泽东把在中央清查非法录音和窃听的任务交给了他，并且把逮捕有关在他身边搞特务活动的人员的任务也交给了他，特意指示：“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密不透风，不要给任何人留下把柄和活口。同时，你要在中央机关里秘密地开展查地下活动的工作，对一切非法地搜集中央文件和我的，当然也包括江青同志的秘密材料的行为要高度重视。凡是要在我们身边搞阴谋的人，搞反革命活动的人，搞赫鲁晓夫那类秘密报告的人，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他们秘密地搜集我的材料，搜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中央活动，就是一个把柄和预兆，你要高度地重视。对外可以用查罗瑞卿活动的名义进行。”
像如此机密的事情，由毛泽东来亲自布置，足以显示出党的最高领袖对他的信任。谢富治激动地说：“请毛主席放心，我谢富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忠于主席和主席的伟大事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主席的。”毛泽东点点头，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你的话，我信！”
临走时，谢富治请示毛泽东：“有些事情是否需要和汪东兴商量？征得他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不要找他，他也曾经被人利用过。当然，在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他办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整个清查工作的细节和部署，不需要让他知道。你只要对我直接负责就行了。我不在的时候，找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有胆有识的人，你相信她！原来我是让她负责我的室内工作的，现在与其让别人的老婆搞党的大事，不如让江青出来更合适，她的资格和水平不见得在别人之下。”
谢富治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了……
第二十七章 如梦初醒
＇关锋的一封揭发信，使毛泽东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的话总是贯彻不下去，原来我身边就有内奸呀，我的秘书成了定时炸弹，我岂不是随时都可能被人打得粉碎吗？＇
等到毛泽东看完《资治通鉴》，把刚刚写好的摘要加进书本里的时候，江青才把一封信摆到他的桌子上，说：“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田家英把你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这些人的谈话给篡改了。北京传达你在杭州和他们的谈话，偏偏删去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段，这不是活见鬼吗？你看看关锋的揭发吧！”
毛泽东一下子怔在那里，摇摇头说：“真是想不到，田家英的胆子也真够大了，别人姑且不知道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他田家英应该是知道的呀。他怎么能这样呢？”
他心中暗暗地思忖着，展开了关锋给他的揭发信。
“田家英找我和胡绳、艾恩奇整理毛主席的谈话时，我们都写上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时，田家英就对我们说：‘主席的这段话是随便讲的，和整个谈话的精神不符合，这段话就不要写进去了。’我当时就说‘我们可是没有资格改变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呀，我们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写，怎么传达，如实地把主席的指示公布出来。’当时田家英不吭气了，但是毛主席的讲话正式打印出来后，却没有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了。我再次找到田家英，表示‘删去关于要害的话，我们负不了责任。如果让我传达，我必须如实地公布主席的原话。’他对我说：‘删去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和彭真同志商量过的，你不要再说了……’
“果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彭真传达完指示，我要站起来补充的时候，就被他们中途打断，不让我讲话。只要涉及到《海瑞罢首》要害的场合，他们都不让我讲毛主席的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鬼。自从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一直有人千方百计地封锁、压制，目的就是包庇吴晗。当他们实在感到压制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入到纯学术讨论的轨道，绞尽脑汁不让人们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田家英在里面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在想，主席怎么能有这样的秘书呢？”
毛泽东看完信，沉思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江青刚要开口说什么，毛泽东给她打了个手势，她会意了。站起来挽着毛泽东的手臂，一块儿出了屋子，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话。
“以前我和你谈话为什么要故意说一些反话，就是因为我身边耳目太多。”毛泽东说，“我不得不给你讲一些违心的话，阻止你的一些行动。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你简直想象不到，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我的秘书，还有公安部的一些人，都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他们起着比贝利亚还要恶劣的作用。围绕政权的斗争，并不见得比战争年代的战争轻松。所以，我总是劝你要谨慎，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怎么办？我们要对他们反击呀！”
毛泽东把手一挥：“当然要反击！我们现在的反对势力之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对策在哪里。刘少奇不断地建议我召开党的九大，我都没有理他。他是企图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议会斗争来夺权的。为此，人家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可能已经搜集了我的不少错误和过失吧？包括已经露了头的《海瑞罢官》中提到的那些撤掉彭德怀职务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在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和人家走到一起去了！目前，你要注意多和林彪同志联系，充分地利用军队的同志来讲话，相比之下，靠得住的还是我们的军队。同时，注意发挥谢富治和康生同志的作用。这两个都是可靠的人，要保护。我知道中央的一些同志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包括杨尚昆同志在内，他在我面前多次讲过康生同志的坏话，我心中有数呀！”
江青说：“康老很好，他掌握着我们党内许多人的历史和问题，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活档案。他一九二五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上海白区做党的中央领导和特科工作，肃清了不少混进来的特务和奸细。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王明的助手，但是他和王明在许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回到延安以后马上揭发了王明的问题。他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