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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看到这里，问田家英：“毛泽东同志没有讲是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吗？”得到田家英否定的回答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已经好几次讲过这个问题了，是一般地讲讲，还是另外有什么所指？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文化方面的争论是抓得较紧的，主要有江青在那里叨咕。”刘少寄想了想后，又问：“这一次他没有提到他那九篇文章的事情？”田家英说：“好像略微提了一下，是对陈伯达和关锋同志讲的，说是那九篇文章暂时不发了，等他死了以后让别人来发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那就等着他死了再说吧！”然后，继续往下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和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得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出身农民，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农村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这话说得很透彻呀，值得深思呀！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话我也没说过，但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的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所以，我们要逐渐的接触实质。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小本子，有些常识就好。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了。”
看到这里，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和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我考虑了再三，是要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上来考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劳动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农村办半耕半读学校，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彻底地解决一下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田家英说：“主席在谈话中可是没有提到你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反而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刘少奇警惕地问道：“什么话？”
田家英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你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可以独立称王了。”刘少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和我当面也这样讲过。”于是，他们继续往下看毛泽东的谈话：“我会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学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叽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着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些小的概念。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大学的教育应该改革。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现在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刘少奇问：“这个姚文元，近些年来非常活跃，写了不少东西，你对他了解吗？”
田家英说：“他是张春桥推荐给毛主席的，我知道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他几次。详细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可是有问题的，过去写过许多有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转过脸来，问道：“你有根据吗？”
田家英说：“我带来其中的两篇。”说完从文件包裹取出两篇张春桥早年写的文章，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韩复渠》，另一篇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刘少奇问道：“你认为张春桥的文章里有什么错误吗？”田家英说：“《韩复渠》这篇文章里的错误主要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辩护……”
刘少奇放下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先看起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来：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渠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渠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渠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了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像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即夏伯阳）。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复渠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复渠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复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做二百五。）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的‘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本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才；相信梁作友那样的人了；相信相面的，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刘少奇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这就是张春桥的错误文章？这里面有什么错误？你们对历史了解吗？我对韩复渠可是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像张春桥所讲的那个样子嘛！你呀，头脑太简单，拿上这样的东西能够把张春桥整下去吗？不能！”
就在刘少奇要把他的材料收起来时，田家英急忙说：“就算这篇文章不算大问题，还有哪！张春桥被鲁迅臭骂过，被鲁迅反对过的人总不能说是好人吧。”
“那也不一定！”刘少奇说，“那还要看一看鲁迅是怎么骂的，是否骂的有道理，也要看被骂的人现在的表现情况如何，总之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而不能说风就是雨。”
田家英说：“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指向了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里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的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要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所谓‘国防文学’的路线。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讽刺根本没有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批判：‘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示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讲的‘我们’是指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刘少奇翻看了一遍他送的材料，摇摇头：“我还是实在看不出这些材料里怎么会得出你那样的结论，看来我没有你那样的水平。不要讲了，你这样翻嘴学舌不大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去好了。”
田家英听出了刘少奇对自己的厌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和江青严厉批判他后，刘少奇紧接着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的原因。这些导致了田家英的自杀，这是后话。
刘少奇说完他的意见后，继续看毛泽东的谈话：“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