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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一会儿，王力又说：“现在把矛头对准少奇，对党的工作可是不利呀！”
陈伯达说：“现在整少奇同志是不大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然，他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说：“你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呀。”
担任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已经摸到了实底，嘴角笑了。他回去以后，一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陈伯达一起担负起文件的整理工作。一边打电话找正在参加会议的陶铸，把他从陈伯达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陶铸着急地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给少奇同志透点风，让他给毛主席作个检查，让他尊重毛主席，把这件事压下去。”
他向王力介绍了毛泽东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在讲话时，拍了拍案头的两本书：‘我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我是公民，我有讲话的权利。我是党员，我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利，更别提我还是党的主席了。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一个人不准我讲话，所以你们一个违犯党章，一个违犯宪法，你们说是不是啊？如果你们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那么我就该抓起来了，我看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胆子吧？如果我还算公民，算党员，那么我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讲话？’我从来没有看到毛主席这么激动过。事情已经弄大了！”
这时，参加会议的彭真也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加上王力也给他透漏了毛泽东指示起草文件的内容，更加对党中央出现的这些分歧感到担心。他曾经找过陶铸，对他说明情况后说：“两位主席出现不团结，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我们国家刚刚有了起色，再折腾下去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主席对你不错，适当的时候见见主席，多给少奇讲点好话。少奇还是他多年的老战友嘛。”
陶铸也同意彭真的意见。但是他说：“这事非得少奇同志检查不可，不然，主席那边是不会让步的。主席这个人，最能原谅的就是检查自己错误的人。要去，我们一块去见少奇同志。毛主席那里，我是不敢讲那种话的。”彭真也有同感。于是，他们一块去找刘少奇，对他不尊重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劝他立即向毛泽东认错。彭真说：“主席是我们全党的旗帜，现在任何损失这面红旗的行为，都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
同时，安子文也代表组织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尊重毛泽东不够，毛泽东讲话时他不该插话，等等。刘少奇说：“我想不到现在的是非会一下子这么多，如果说我尊重毛主席不够的话，我就在会议上检讨。”
是的，刘少奇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被震惊了。他马上打电话约见毛泽东，表示承认错误。同时，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说他不该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毛泽东冷笑道：“什么尊重我不尊重我的问题，怎么扯到个人的事情上了呢？我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原则分歧。”
江青对康生说：“主席实际上是对有些人一个严重的警告，不要欺人太甚！当上了什么国家主席就可以忘乎所以，群众起来革命是什么框框都会打破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时候，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显得忧心忡忡，说：“谁知道下一代会干什么事情，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下去；另一种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反革命。但是这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将来的事情由将来的人们决定。”
斯诺问他：“现在的人们听你的话，将来的人们还会听你的话吗？”
毛泽东说：“这就要看我们的后人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了。几十年后人们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坏人了。帝国主义不赞成我，修正主义也不赞成我，各国的反动派更是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中国人也是不赞成我的。当然，我也反对人家，他们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们，这就发生了争论，这就要展开斗争。斗争就要有赢有输，不奇怪。很正常。我是作好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准备的。”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同陶铸、王任重等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问道：“如果北京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是感觉到要出问题的。现在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获得通过，并以中央名义印发全党。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教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同时也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来做出部署。
这个文件也叫《二十三条》，里面强调说：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人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江青在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的时候，曾经列举这段话说：“毛主席的这几句论述，实际上也是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的根源和给他们所做出的定义，也给我们怎样采取斗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批驳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观点后，特意在这个文件里再次批驳，指出：“这两种提法，是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段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江青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当时，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定性只是说明了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没有说明他究竟是什么人。毛主席的这个结论也是有所指的。你们还记得我们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吧？其中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就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词句，我们就感到刘少奇是有野心了。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所以，《二十三条》认为，毛主席提出的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一九四九年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同刘少奇提出的这次运动要解决的种种目标和任务截然相反，毛泽东在《二十三条》里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文件规定：“第一、在这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第二，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毛泽东把“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这个规定作为和刘少奇搞运动的根本区别，划清了他和刘少奇的两种路线的界限所在。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规定：“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亲笔加上了这些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比较长期地蹲点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陆定一看了这个文件后，对刘少奇说：“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鸡零狗碎的，没有什么逻辑性和文章的规法。”刘少奇对他说：“这话不要讲了，以后再说吧。”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彭真依然按照他惯常的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市广大城乡进行工作，防止出现批斗干部的现象。他规定：“批判四不清于部，实际上等于劝善改正，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实行李立三、王明路线时那种过火的政策。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是小会帮助。”他强调核心班子必须“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
他对刘少奇，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该请示便请示，该汇报使汇报，严守着自己制定的“在两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