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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你再复工也困难得很！”
刘少奇说：“凡是搞剥削历史的，有人不赞成的，都找可靠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扎根的。刘澜涛那里就挨了百分之三十嘛，恐怕还是斗争中逐渐发现。”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刘少奇说：“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地搞，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漏。这样搞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掌握了许多问题，分清了敌我界限。”
毛泽东讽刺地说：“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我们一些人眼中的那个老贫农家是条狗！怕人听。这样的秘密活动在敌占区也不过如此，到了我们解放后的今天，我听了都感觉到寒心。按照王光美的经验，我们的四清就应该是战争年代深入到敌占区那样，工作队潜入一些家户，扎根串连，层层点火，户户揭发，有人放哨，有人监听。这样的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太宽了。据湖北省第一批试点的报告，刚刚开始就有二千多人自杀，第二批搞开后，仅襄阳在二十五天里就死了七十四人。广东到一九六三年底，也自杀了五百零三人。我看到的还仅仅是报上来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这样的运动你们究竟是怎么搞的？”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讥讽地说：“你有没有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点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呀？！总而言之，你把根扎在那个流氓无产阶级手里行不行？你把人说得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流氓无产者，我就不赞成。任何运动里都会有这样的人，缺少了这样的勇敢分子，戏就唱不起来。”
刘少奇辩解道：“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干部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整个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总之是要彻底地整，不这样下狠心，就转变不了城市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随口问道：“王鹤寿有没有转变？”
薄一波回答：“有进步。”
毛泽东脸上出现笑容：“已经有了变好的开始，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就凭这一点，他是有成绩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还是要帮助，不要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到处整干部的办法，我就怀疑，是否正确？”
刘少奇说：“总之，干部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让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问题不下功夫整顿就是不行。你说他们好，他们就永远不会下去，还是要批评。”
薄一波马上接着说：“能不能实行‘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键。特别是参加体力劳动，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项’实行得好，有些干部真学到了炼钢本领。这种劳动就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就是要这样搞。”
刘少奇补充说：“那些人有技术不应该脱离生产，做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
毛泽东问：“这些人每天劳动几小时？”
刘少奇说：“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小时也够了。”
毛泽东讥讽地说：“这不是做样子吗？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做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
刘少奇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争取。工厂的五反就是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法律定了下来。”
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谢富治在会议上说：“其实这些东西有很多的都是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现在也不能是一窝蜂地下，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问题，本来是工人工资的组成部分，现在干部下去了有人就要领取奖金，这就出现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刘少奇说：“工厂里好多人，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百分之二十搞试验，你们搞出来经验，我们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那出来训练干部分子，谢富治同志就是这样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这样的经验关键是好好地总结。”
毛泽东马上说：“全国都要搞试点，出经验。你谢富治蹲点的那个工厂抽出一些人来搞另一个厂子。一个厂办两个工厂，出点名堂怎么样？”
刘少奇岔开毛泽东的话题说：“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五反就是要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毛泽东只好跟着话题说：“干部也不要那么专，但是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就不行。听意见听不到，或者蹲点是走马观花、望一望，不下苦功夫，都是自欺欺人。在这件事上，也要下一个死命令，就是余秋里办法：六万人有上千人下去蹲点，参加劳动。不管有各种各样议论，反正是要下去··…。”
薄一波在会上发言道：“让干部们下去搞四清，是有各种各样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才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等等。这些借口多得很！当然都是错误的，都是要进行批判的。”
毛泽东说：“我讲了许多次要干部下去，他们以种种借口就是不下去。还是少奇同志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了。从这一点上看，少奇比我厉害，我看来是不行了。是不是呀？”
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再提出什么问题后，刘少奇宣布散会。
会后，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接着他对薄一波说，“你们看吧，四清运动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起来，还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最后弄个不了了之。任何运动都要解决一点问题，不要怕解决的问题小一点，少一点，这有好处。”
薄一波说：“主席的身体不是不好吗？让他好好地休息就行了。他已经是退在二线的人了，有些活动和工作不通知他也是完全可以说得过去的。李先念就对我说过：‘什么事情你报告了毛主席，他也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覆，都是一些理论问题。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人不是要务虚，而是要解决实际情况。这一点毛主席就不那么内行了。’我看先念的看法是对头的。”
刘少奇对他说：“但是许多问题你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
当会议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的草案，并作为中央文件准备印发全国时，毛泽东听到后震怒了！
“为什么我讲的许多东西没有包括进去？你们要重新搞一份！像这样干法，你们看，这不是赤裸裸的逼宫吗？勃列日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用的就是‘健康方面的原因’，现在也有人以我身体不好为名剥夺我参加会议的权利，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给我把党章和宪法找出来，我要讲话！告诉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是党的主席，我有讲话的资格。”
毛泽东有时也发怒、骂人，但是像这么大的火，而且将手中的书本摔到地上，却是少有的。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使在场的江青和几个身边人员都掉了眼泪。江青马上找来他要的党章和宪法，毛泽东翻开找到了条文，说：“党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我是党员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要剥夺？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同样有讲话的自由。这个权利我要争夺，不然的话，他们今后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林彪闻讯回去以后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我思考了很久，认为这不是小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此风不可长呀！”
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毛泽东转来一封信，署名“中共一党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写给中央监委的，内容如下：
“兹将近来听到的有关王光美同志的一些意见，向党汇报如下：
“群众意见：‘王光美在旧社会吃得开，当交际花，做李宗仁的干女儿（是否确实，请查！）新社会更吃得开了……’；‘王光美这回可抖起来了’；‘臭美，是辅仁大学的都知道她的老底子……’；‘她有什么资格站在天安门的第一排上向群众招手？（指人民日报照片及国庆电视）。’凭什么把他的哥哥提拔得那么快？这不是裙带关系又是什么？；‘怎么王家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改造得这么快？’；‘他哥哥在四机部五反中几次下不了楼，可还是得到了保护！’；‘刘主席多少好人不找，偏偏要找她！’。
“党内同志亦有意见，不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自由主义仍存在，私下小议论仍然不可免。主要内容有：‘作为夫人和工作人员可以上天安门招待外宾，但站在第一排向群众招手，以领袖自居，本人太不自觉，亦损害领袖的威信。’‘对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的意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下乡工作五个月，完全是应该的正常的，不值得如此大肆表扬，捧为全国的一本经！她在乡下的工作是否一次成功？她在乡下泄密（指她既然改了名字，但她需要压服人的时候就暴露她的身份）以夫人资格压服人，究竟有多大的成绩？她的报告内容真的是出自她本人的水平吗？’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长期埋头在下层工作，为什么不可以从他们中找典型来教育大家？对领袖如此做法未免感到遗憾！刘主席是领导全党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为什么爱找地主（女儿）阶级出身的人当夫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真替他耽优！如果说主席结婚就能把他的老婆改造好了，那么，刘少奇以前多次离婚，又说明了什么呢？
“‘言教不如身教’。全国解放后，相当多的首长改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