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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到这里，问江青：“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要有些什么内容？我记得看过一次，印象不深了。刘少奇把这个经验吹得神乎其神！连陈伯达也在拍他的马屁嘛！”
江青说：“王光美介绍的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的经验，讲什么先搞扎根串连，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和组织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样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是你说的那种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最恶毒的是提出你主张的调查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用了，过时了。人家是在全力地树立他们夫妻俩的形象，目的就是把你压下去！”
毛泽东未动神色，静静地阅读着刘少奇的这个报告：
“什么叫蹲点？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去，扎根串连，参加劳动，从头至尾参加运动，大体上四至六个月一期，五反七至八个月，自己蹲点取得经验。就像王光美同志在桃园那样，真正下去了才叫蹲点。你们以前那样不叫‘蹲点’，叫‘走点’、‘看点’，这种领导方法是不行的。所以许多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下边的问题不了解，就因为只凭汇报解决问题。下边有些问题他就不向你汇报，还有些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讲得结结巴巴的，但实际工作做了不少。表报许多是不实在的，有的公社土地愈报愈少，人口愈报愈多。有一个大队，二千九百亩地，少报百分之十五，瞒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山东省委书记问农业厅长：‘你向中央报的生产进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假的为什么还要搞？’回答说：‘农业部要的，就要这些假报告！’同志们，我们就是凭这样来作决定！真危险啊！现在是‘五多’，哪五多，就是会议多、报表多、表扬多、模范多、宴会多，至今没有改进。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规定，中央各部发报表未经部长签字一律不发，而且发下了不要催？你们可以考虑。我们有时催得很紧，也就假报了，有专门填表造假数字的人。有一个会还没问呢，就报上来了，说有多少人参加开会，发了些什么言，等等。这都是办公室的人搞的，如四清办公室、五反办公室、干部办公室，总之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的人搞的。如果把这一点切实改进一下，你们说好不好？如果不改，我看再搞多少年我们就要灭亡。王光美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跟我一讲，我就感到危险，严重的危险呀！”
毛泽东笑了：“好嘛，王光美简直快成了挽救党和国家的救星了！怪不得他要那么迫不及待地吹捧他的老婆呢！”
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成立的“四清”、“五反”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给他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毛泽东当时对陈伯达说：“我这个老乡是抬出来你作为挡箭牌的，而且已经代替中央把批语都写好了，我不同意能行吗？”那天，他让江青记下了刘少奇代写的批语中的话：“中央认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些材料和经验。现转发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桃园大队的经验是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我们批发下去，供你们学习和执行。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认为在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信上批示：“此件先印此次中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这样，仅仅三天后，王光美的报告就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了下方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江青说：一你看国家主席的老婆多么利害，少奇对他的老婆可是用尽苦心了！江青哪，你看出来了吗？到了党的九大的时候，刘少奇的老婆就可能会进中央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娘娘了。”
江青说：“刘少奇有这样的胆子吗？他就不怕全党的舆论？”
毛泽东说：“到了那时，恐怕我们党内拍马屁、抬轿子的人不少呢，会异口同声地要求王光美进中央。刘少奇早就跟我讲过：‘党的九大如果你的身体不行了，可以当名誉主席，工作还是由我们来。’过去我还担心刘少奇放不开胆子抓全党的工作，现在看起来人家的胆子要比我们大得多呢！相比之下，是我们这些人书生气十足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静了静心，继续看刘少奇的报告：“省、地、县委三级书记除非有病，都得在五年内分批下去，一年两批，搞两个大队的四清，两个工厂的五反。公社要搞四清，公社不搞，只搞大队，就搞不下去。负责同志自己下去搞个大队（或工厂、或街道，或学校，或一个车间），你搞好一个大队，反而能领导好公社。否则，就根本取不得发言权。主要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五反、四清是个大革命，是比土改、合作化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领导干部不直接取得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干部，省、地、县委三级书记，还有中央干部如果不下去，那就统统撤职！你的中央部长也当不成了。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如此！除了有病、年老、体弱的外，都得下去。为什么要搞两个单位的四清？就是要你准备一个搞不好，万一失败了你就总结经验，有了教训就能搞好了。”
江青这时想起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搞四清的时候，说过这样几句话：“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的虱子本来就多，你不抓就便宜了它们，我就是爱抓那个玩艺。在延安的时候，我一边开会一边抓虱子，抓得越多我越高兴。前几年我们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在农村就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虱子，就是这次四清的重点。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香山记》是讲归庄王的女儿，也就是我们民间的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唱一句，非常和谐。天和地可以隔开，都可以不唱，就唱《香山记》，也就是抓阶级斗争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干这个。”于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总共提出十个问题，即形势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四清问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从毛泽东一些讲话中，还可以看出和深刻地感觉到，毛泽东对他亲手制定的这个文件是非常满意的，是决心让全党按照这个文件指出的办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的正气提上来，把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压下去！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所列举的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有九个方面：
（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三）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教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五）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六）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七）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现象，也发生了。
（八）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九）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这些事实给我们的结论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听取汇报时，又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要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现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再次强调四清的重要性，讲得比毛泽东还要厉害：
“为什么不直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呢？因为形势发展快，阶级斗争有新形式、新经验，凭过去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工作，今后工作更不能领导。四清、五反过去没有的，所以一切干部必须直接取得经验，这样才能领导工作，才能当得了干部，否则当不了。过去一年多四清、五反取得了好的作用，煞住了歪风，促进了生产，但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多数没搞深搞透，甚至还没入门。小平同志去了一次东北，也说工厂五反还没入门。过去一年没打胜仗，而打了败仗。有些地方工作队下去，四不清干部就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动群众，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