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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为了国际上应付的需要嘛。看来，主席对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也有意见了。”田家英担心地说：“我就害怕主席听不进去同志们的意见，就像斯大林晚年那样最后落个骂名。到那时候，倒霉的还是国家。”
此刻，彭真的头脑非常冷静，他考虑很久才说：“我觉得，现在全党除了毛主席，没有任何人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现在是需要高度统一的时刻，我们只有尊重毛主席，才能渡过难关取得胜利。”
田家英知道彭真的思想，就说：“我对你信任才说这样的话，我很清楚我说这话一旦传出去的后果。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那种靠出卖别人得到好处的人。”他在彭真面前沉默了很久，又说：“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了一首读史的七绝，是咏唐朝中期令孤楚的秘书郎刘芬的，诗中写道‘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芬。孤鸿锻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那时宦官专权，人才尽废。无功的充斥高官，溜须拍马的纷纷提拔。刘芬几次高考不第，日益心灰意冷，所以大胆上书，痛斥邪道，遭到了宦官们和无能之辈的诬蔑和中伤。所以，毛主席对这个人很欣赏，认为他在万马齐喑的时候，敢于站出来讲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主席在大跃进的时候写这首诗却是为了歌颂当时敢于放卫星、说大话的人的精神，就不足取了。结果导致了两年后的大灾害。当国内外的舆论和人们纷纷指责他的错误的时候，他于一九六一年秋天又写了一首悼念屈原的七绝，这样说‘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他又对屈原的处境深表同情和赞赏了。总之，我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历史伟人。但是他太偏信一些人了，现在越来越喜欢吹牛皮、说大话，给他唱赞歌的人，所以我是耽心他在死后落骂名！”
“这些话，我还是希望你以后少说或者不说，隔墙有耳呀。”
“谢谢你的好意，这类话我当然只是对你和少数的同志讲讲而已，你不要和别人讲了。”
“这个请你放心，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是会保密的。但是你最好不要到处说这些话。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会碰上什么样的人。”彭真这样说。
其实，这不仅是彭真个人的思想，也是中央大多数领导的意志，在毛泽东的具体和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同苏共领导人及赫鲁晓夫的大论战，国内也提出了“反修和防修”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泽东再次批评“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援助要少）和“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纷纷表态，决定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彭真同样也不能沉默了。他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他说：“要跟毛主席走，跟不上紧跑慢跑也得跟。”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彭真在第二次回侯马探亲途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长，经过了很多次激烈的斗争。第一次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这次五反、四清，都是这样的斗争。主张‘三自一包’的人，投机倒把的人，贪污盗窃的人，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实质上是乞灵于资本主义。这样说，有人觉得紧张、严重。其实事实就是这样。主席研究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之后，早就认清了事情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不使许多同志感到突然，免得大多的同志跑不上来，掉了队，为了使大家自己觉悟起来，有思想准备，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有意不提得那么严重，而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得很含蓄：形势、阶级、矛盾。到了后来，在‘五反’指示中，才讲了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到了头一个‘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社教问题的决定》），就讲得更清楚了。”
在谈到革命的对象问题时，彭真说：“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质上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但是，不这样讲。因为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和我们共同反对过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他们仍然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采取赎买的政策。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只要接受领导，还有前途，可以改造。”
很明显，彭真所讲的“资产阶级”，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所规定的那种传统的定义。而这种思想，已经远远跟不上毛泽东的思维发展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的问题上，首先防止中国出现他所称之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先是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定义，进而归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这种要整的刘少奇同毛泽东首先产生分歧。他认为城市进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简称五反），农村实行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则非搞不可。而把社教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派身上，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他的结论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硬性规定。”
毛泽东在思索着，在按照他的设想严密地部署着。对于他的思想和即将提出的理论，中央最高层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在决策付诸实施之前，始终不露声色。他已选择了“突破口”，这就是文化艺术战线。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他提出了中央应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文化部、中宣部的整风、整顿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首先表示赞成。在谈到挂帅的人选和组成人员时，刘少奇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对准了陆定一。他说：“就你这个中宣部长挂帅吧！”
陆定一连连摆手：“我当组长不行，我才浅学短，而且很迟钝，我作不了组长，只能当助手。中宣部自己挂帅解决宣传部门的问题，无论如何也是压不住阵的。”
“是的，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嘛，你这个宣传部长已经很不称职了，我看也得换个人来领导你们。”毛泽东的眼光落在了彭真的身上，轻声问道：“你怎么样？敢不敢干？”
彭真没有退路，只得说：“既然别人不干，那就我来干吧。”
毛泽东笑了：“我看文化大革命这个帅，还是让彭真同志来挂！”
于是当场拍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任组长，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央特别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还特意地说：“康生同志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你们要让他发挥反修勇士的作用呀！”
彭真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样的职务，把他实际上推上了政治漩涡的第一线。从这年夏天开始，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的锋芒逐渐地转向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冯定的所谓假共产主义人生观论、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论，等等。毛泽东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看，他对江青说：“许多的批判不疼不痒，没有触及到反修的根子上。”
江青亲自来找彭真，她问：“有一出戏叫《海瑞罢官》，你知道吗？”
“我看过，这出戏是吴晗同志写的。”彭真回答得很坦然，“恐怕会有一些缺点。”
“不是缺点的问题，而是有政治问题，应该引起讨论和批判。你先看看，完了咱们再交换意见。”江青说，“这些日子里我看了许多的戏，对北京的文艺界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可以从北京发起这场革命。”“是主席的意见吗？我看还是先召集一些同志座谈一下，抓住主要的矛盾再说。”
彭真很快看完了吴晗在一九六零年写出并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在一次会议中对江青说：“我看了《海瑞罢官》了，没什么大的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跟我们党多年，改造得差不多了，是可靠的同志。他是搞历史的，在文艺上只是一个外行，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
“是吗？”江青诡秘地笑了。“我提醒你，历史界同样很复杂啊！有一批很坏的人，总是打着各种旗号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段来反党，你得注意。”
彭真对这个女人的话并没有介意。
那时毛泽东除了五一、国庆期间回北京外，其余的时间大多在长沙、杭州、上海等地，对中央名曰“调查研究”、“修改著作”，实际上在酝酿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
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彭真带着乔冠华和王力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的事。毛泽东听完他们的意见后，指着彭真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的工作搞得怎么样啊，江青他们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评，不要搞得死气沉沉嘛。”彭真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历史界的看法也太偏激，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王力看到彭真的脸色有点激动，再看毛泽东完全是副认真听取意见的神情，也就发表意见说：“现在学术批判一开展，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此外，文化上的整风也不能太扩大化了，凡事都应有个界限。譬如京剧改革我看不能一律排斥传统戏，对鬼戏也要具体分析，不必一律禁演……”
他讲着讲着，毛泽东渐渐收敛了笑容，沉下脸来，指着王力问彭真：“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
彭真急忙说：“他叫王力，江苏淮安人，是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哦”了一声，似乎想起来了：“他就是你推荐的红秀才哟，那好，秀才们必须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哟，不然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他思索了片刻，接着说：“看来你们对江青同志有点意见，这没关系，可以当面吵嘛，真理就是大吵大辩中才能辨明嘛。她也许有点‘左’，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不搞不行的。另外，学术批判也是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至于其他人的批判，也要抓准问题，要有理有据。文化战线的思想现在很混乱，必须来一个革命，进行一番总清理。”
“主席，你看过吴晗的文章吧？”彭真试探地问。
毛泽东点点头：“早先看过他的《朱元璋传》，我看他分析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曾批评过他，不知他改了没有？后来听说他写了不少杂文，可惜读之不多。”
“这个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