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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对他们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
腾云起于一九六四年的交代材料里揭发：“‘合二而一’批判，在没有点出杨献珍名字之前，李唯一去杨献珍那里通风报信，说：主席说了是修正主义。杨献珍说：‘这是主席想打倒我。合二而一是古代光辉辩证法的思想，怎么是修正主义呢？你写文章阐明这个观点。’李唯一就照办了。”
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在交代材料里揭发：“一九五九年杨献珍说：‘这几年就是老实人挨整。’”
康生特意把杨献珍一九六二年七月在第二期干部轮训班领导小组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部分搜集起来，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杨献珍在这个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感觉的复合、马赫主义的大杂烩。整人时都是大是大非、两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又没有是非问题了呢？如果有是非问题，难道不应分清吗？不分清是非又怎样总结经验？有一种人认为，你要把是非分清，就是你要整我。不要为这种空气所迷惑。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这次邓子恢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要请他来讲一讲。有人给我扣了那么多的帽子，我给刘澜涛同志写信说，纸做的帽子压不死人。一个人如何处世，本来是臭的，洒香水也香不了；本来是香的，抹屎也臭不了。我的气还没出，我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的，说什么高级党校是杨家党，我是昏君，孙定国是奸臣，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等等。我的这些帽子你们没有戴过。这次又来住原来的房子，有很大的感触。过去搬走时，我未想到还会回来。我挨整挨了九个月。这是政治形势，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杨献珍还在这次会议上说：“有些人认为我反正就是坏人！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就是坏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怕这顶帽子，我还要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到死，我绝对不能给他们跪下磕头求团结。我大概是被他们剥夺发言权终身的。开十二级干部会议，我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我是领会过去的教训不够。这里我再次亮明我的观点：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些资本主义生产中好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些办法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主张，应该学一学赫鲁晓夫的报告，人家搞了这么多年，还讲要为共产主义打基础，准备条件，我们的条件还很差，就要进人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
毛泽东把杨献珍的这些材料看得很详细，一再地问康生：“杨献珍还有什么反党言论吗？这次批判他的‘合二而一’，揭开了许多的盖子，他过去讲了这么多的言论，我就没有听说过。他在庐山会议前后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言论批判后，我听少奇、安子文他们讲，杨献珍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悔改表示嘛！”
康生说：“主席完全上了人家的当了。一九六二年的甄别和平反，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反扑和倒算。他们有意识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把他们请回来向党重新进攻。要不是主席后来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可能现在右派的阴谋就要得逞了。你再看看杨献珍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康生把他们整理的杨献珍的材料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让毛泽东看：
一九六三年初夏，杨献珍对许多人说：“我的甄别问题宣布了，在党校有一部分人始终反对我甄别，最后是党中央亲自出面来处理的。彭真同志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叫我写一个简单的书面检讨，后来经过安子文部长和从吾同志提意见作过两次修改，中央书记处批了一下，认为我的问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让我回来继续工作。这一点，我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听了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后，我就认为这是对我翻案的最大支持。少奇同志承认这几年重覆了历史上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是错误的。彭德怀的观点许多都是正确的。彭德怀的问题本来就用不着在全党来搞，现在被动了吧？”
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九月，杨献珍多次讲：“前几年的共产风，把人民公社几乎给搞垮了。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信心，要求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安徽在一九六二年搞责任田，河南搞借田，实际上人民公社集体的土地又分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的问题。光是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不够，还必须再实行一些补充办法。有些地方必须实行借田、包产到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单干，生产才能搞好。对邓子恢老人家的报告，普遍满意，听了他讲单干这样的报告真是解决问题了。邓子恢是农业专家，这几年农业出问题，就是因为中央没有让邓老管。过去毛主席批判邓老是小脚女人的话不一定合适了，如果农业让邓老管，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毛泽东看到这些后，笑了笑说：“我们现在搞这么多的运动，就是担心像杨献珍这样的人搞复辟，杨献珍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秀才而已。但是如果彭德怀那样的人站出来，就要闹事了。我们这个平静了几年的神州，就要闹震荡了。我是有准备的，与其将来他们搞复辟，不如现在我们让他跳出来，歼灭他们。我说的‘歼灭’，就是指把他们批倒批臭。”
于是，康生亲自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把批判“合二而一”的斗争，整整搞了一年多。
这一点，彭真也有感触。他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离别家乡三十多年的彭真第一次回侯马探亲。他一边作调查，一边根据调查后的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多开小块地和自留地，可以补充集体经济的不足，开放自由市场，可以调剂有无，这没有害处。有点小自由，只有那么一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土地，一百万亩只有五万亩，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上历来如此。”在谈到彭德怀问题时，他说：“这个斗争的性质，下面搞不清楚，也在这样搞，就造成扩大化，下面不敢讲话了，特别是新党员，搞错了就分不清楚了。团结、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都挤掉了。所以，事情不合乎客观实际，终究是要翻案的，譬如秦始皇翻案了，曹操翻案了，武则天翻案了，还有一些人，迟早也要翻。”
这是当时彭真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类似彭真这样的人在中央的状况，应该说是心中有数的。但毛泽东非常精明地懂得如何使党内大多数人接受他的思想，并如何对待坚持他们个人意见的人。作为一位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高领袖，他知道自己在党内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力量。他善于推动别人作为先锋，善于团结全国人民作为他的后盾，也善于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取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些良好的素质既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条件也是他后来走向悲剧的一个根源。
到了一九六二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并指出这条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针对着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包括彭真在内的一大批中央负责人的言行，严厉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指甄别平反）。毛泽东很幽默但又饱含愤怒地说：“我看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我们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就要吃大亏的。”
是的，毛泽东承认自己和党中央在前几年的工作中有失误。但是又说：“那是前进中的错误，工作中的错误。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鸡毛当令箭，企图向我们党进攻，把我们搞下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对前几年的工作，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总结：“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经过反覆的实践，在实践里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跟头，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的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如果有什么人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我看他们只能是在政治上犯绝大的错误。除了失败外再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彭真听了毛泽东这番警告，他的思想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震颤。
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彭真和田家英几乎彻夜畅谈。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十二岁时在成都中学读书，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便加人了海燕社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因参加救亡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然后被党组织送到延安，不到十六岁就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一九四八年任毛泽东秘书，一九五五年又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聪明精炼，谦虚随和，同中央一大批领导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他曾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彭真很喜欢田家英，那时田家英才四十岁，穿着蓝色中山装，留分头，满脸忧色。他在彭真面前很坦率，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依靠主席纠偏是不可能了，他的思想越来越激烈。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我看不假。”
彭真沉默着，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总是想通过田家英掌握毛泽东最近的思想状况，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秘书竟然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田家英说：“主席越来越信任陈伯达、康生、江青这些人了，特别是江青，重大调查研究都交给她去做，这很危险。自己的老婆手中掌握着决定政策的大权，这可是党的灾难。”
彭真站起来，吁了一口气，说：“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他现在到什么地方不都是带着王光美吗？”
“那是为了国际上应付的需要嘛。看来，主席对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也有意见了。”田家英担心地说：“我就害怕主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