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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慢慢地说：“让历史评论去吧，主席说不宜评价太高了，让苏联说我们又不谦虚了。”
陈伯达说：“这是事实，总会让历史证明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这番话没有轻易表态。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作了讲话。
对这个讲话，陈伯达也在一次会议上评价道：“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再一次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了革命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着重阐明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的这些论断实际上就是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右派分子的理论武器，也是我们公开的信号，可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令智昏，对这些警告丝毫听不进去。对我们的战略部署置之不理，这就使他们必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这年三月至五月，刘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省和上海市广泛视察，多次指示：“我们不要怕群众闹事。只要闹得对，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的。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主动地纠正。你不纠正，人家总是要纠正的。到了别人纠正的时候，问题就会来了。”刘少奇在河南省委各部委、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公私合营了，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反革命也解决得差不多了。他们闹不了大事了。但是，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新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出来了。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的矛盾。现在我们许多地方也出现了群众闹事的苗头，应该说这些闹事者并没有违法。群众闹事，在宪法上写了的，是准许的。各地出现的罢工风潮，也是合法的。即使一些群众提出不正确的要求，共产党员、工会也要替他们办。如果发生罢工，工会、共产党还是应该参加，不应该不参加，不参加就要脱离群众。这就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了以后，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一个新问题。总之，要解决好，不能出现其他的毛病。”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宣传民主和谐的气氛中，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后来成为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兴奋地宣传知识分子的出头机会到了，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了。他特意指出：“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乍寒乍暖，问题还是不少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期待这真正的春天的到来。如果中共真正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应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让他们在政权中发挥他们的凝聚力。”他号召敢讲话的知识分子起来夺取政权。刘少奇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费孝通这篇文章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代表作。看起来，他是迫不及待了。”
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发表讲话，支持和鼓励对共产党有意见的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他说：“我认为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是有益处的。我也很讨厌领导层中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宗教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我看了刘宾雁同志的《本报内部消息》，写得很好嘛！尖锐地揭露和批判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目。这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应该让大家充分地说话。”
四月二十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百家争鸣不让人家鸣，百花齐放不让人家放。特别是老党员有特权思想。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否认党的领导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应该放手让大家‘鸣’、‘放’不够。要让大家有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帮助党整风，党下决心要搞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党群关系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些人总是害怕人家讲话，为什么害怕呢？毛主席还不害怕嘛，我们就更没有害怕的理由了。”
在谈到文艺工作时，彭真进一步说：“有人说，十五年来，创作是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作家。十五年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的十五年，这期间有没有好作品、好作家？没有。以后是否有？大家可以研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给大家穿小鞋的，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现在已经不讲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了，都是在人民内部中的争论，这是正常的问题。”
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己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些斗争措施和手段已经用不上了。
“但是，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去学，就是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现在就是要强调同一性而不强调斗争性，大家要努力做到不要使国内的矛盾紧张起来，激化起来。现在一些人动不动还是讲抓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紧张，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瘾，不斗不过瘾。这种人已经越来越要不得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现在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帮助我们整风，就是要整官僚主义。”
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指示：“把我们党的整风决定公开发，让全国人民都来帮助党整风。同志们，到时侯你们就可以看到，有真帮助的，也有假帮助的，还有趁火打劫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办法。”于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把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同时，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这样指出：“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内的整风时，说：“我们已经成为执政党，如果我们不带头把自己身上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余毒清理干净，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老实说，现在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极其反动的东西，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对这样一些反动分子和反动的作风，如果我们不起来进行清理和斗争，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越是执政党，越是要严格地要求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奋斗。不然我们的党必然就要脱离群众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个话我就是不说也是迟早的。为此，就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让群众起来帮助我们整风。”
刘少奇强调：“这次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内部进行整风。所以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普遍的、深人的进行。”
毛泽东说，“我们用几个月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这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整风，是完全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的。”
对这次整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怀疑。章伯钧在私下就说：“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共产党领导自己进行整风，只能是整治蚂蚁而整治不了大象，能打死苍蝇而打不死老虎。整治执政党的歪风邪气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犯罪行为，是一场你死我后的斗争。触及犯罪行为的大官们只要手中掌握着权力，就必然要进行打击报复和迫害提意见者。这样的公民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所以，对执政党的监督，必须建立和进行舆论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和实行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没有这样的保障，要想从根本上清理共产党内的歪风邪气是完全不可能的。说穿了，就是要建立两党制和多党制。这才是国家真正走向民主和兴旺的必由之路。”
不久，刘少奇在和中央机关的一些人谈话时，这样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反党活动，在党中央指示发布后，他们更是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猖狂向党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暂时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等分清了阵线以后，再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在此期间，分清了香花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为日后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从五月四日以来当全国性的给党提意见风起云涌，掀起高潮的时候，陶铸连续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宣传：“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要减弱，要向其他方面转化，转到领导生产和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就会犯错误。”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侯维煜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表示全力支持他们提出的“整风与处理、学习相结合”的意见。杨献珍等人反对停课整风，要继续搞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几门理论课，用意在于对抗康生要党校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刘少奇对杨献珍等人说：“你们要把整风与学习结合起来，这很好，要力求两不误。你们的整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灵活一些。不要怕有人给你们扣帽子，大帽子压不死人！”
刘少奇在给杨、侯的指示还说“整风重点就是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