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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不点名地批驳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回击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言论。文章指出：“斯大林创造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月三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致词，提出：“社会主义只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我们党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只有逐步增加个人的收人，改善个人的生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解释。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谈话中，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争鸣的口号是别的同志提出的，毛主席不过是把它提高了，提到双百方针的高度。我们党内有很多东西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只不过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争鸣？就是要反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我们都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在科学上就要有探索精神，以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苏联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他在苏联肃反时杀错了许多人，我们过去也不晓得那么多的事情，听了苏联的同志的介绍，我都吃惊，真不敢相信是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否定的。与其将来否定，不如现在否定。”
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实行双百方针，我看可以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搞统一战线了，文学上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就是《红楼梦研究》也可以继续出，也是一家之言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说：“现在大家讨论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依我看，你们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反而好一些。新闻报道的方针，你们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面对客观，不要动不动就讲阶级性，你们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会更好。总之，千万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强调立场等等。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导，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你们能不能让全国人民都完全相信你们的报道呢？如果作到了这一点，我看就成功了。”
刘少奇还建议：“你们在新闻事业中也实行自由竞争，新华社可以创办一种独特的报纸，创办一种每日新闻报，和人民日报竞赛。让记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干，可以让记者出名，让记者有名有利。”同日，刘少奇在对广播事业局的指示中，说：“你们可以办活广播，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各种生活爱好和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说，时装展览会，虽然不必强调宣传，但是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提出了“开放剧目的意见”。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对京剧《四郎探母》发生了争论，康生质问：“怎么把美化叛徒的戏也搬出来了？”刘少奇出面对周扬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戏曲不应该采取禁演的办法。禁演戏，历朝历代都是不得人心的。”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说：“没有教育救中国就没有工业救中国。普及教育还不是那么要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我们的全日制学校大概要搞一百年，二年，三百年。现在有的人提出教育改革问题，我看是提得早了点。有的人连现在的教育还没有吃透，就要改革，简直是胡闹！你们还应该派人去研究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邓小平同志还建议注意搞些红色神甫、牧师、和尚。这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把我们的形象搞好一些。”
六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那是不对的。我们比南斯拉夫落后，所以我们有个任务，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对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很满意，很羡慕。这是我们现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六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接见苏联青年代表团时，说：“目前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工、青、妇、和大学生等等运动，最突出最严重的现象是分裂状态，我们不能只责备右派。凡干什么事情都要团结中间派、右派，使群众都来干才能干好，就要让中间派发起领导。如果我们坐在第一排，人家就怕了，我们就要失败。所以要退后一步，不要太积极，要消极一些。这实际上是更积极。”
六月，刘少奇继续搞所谓反“冒进”，他指示陆定一组织写一篇反“冒进”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于是出现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是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邓拓等审阅修改而发表的。江青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性质：“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反冒进，是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的几次批评相对抗的。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暗指毛泽东同志。不管作者怎样地辩解，起到的效果就是这样。如果像这样引导群众和干部，一定会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文章，立刻对江青说：“你说得很正确。要严厉地批判这篇社论。”
他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发了脾气：“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什么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计高了嘛。我不能说你们的社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但在你们那个‘但是’之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这就是现在机会主义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我看你们都要注意，不要搞得不像话了。”
刘少奇下来对陆定一等人说：“没有办法，听老板的话吧。不能不给他面子，这是大局。我们只能在我们尽可能的范围内，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接见罗马尼亚大使时，再次说：“我国地主已经没有了，资本家也只剩下一点尾巴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阶级斗争已经事实上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工作重心正在转变。”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中，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方针作了指示，他进一步阐明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指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该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创立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出：“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你们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过来，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有人给康生和毛泽东写信，揭发道：“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加紧进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阴谋活动，包庇大批叛徒，硬把他们塞进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部分党、政、军、财、文等单位，这将对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据了解，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们就强行销毁了北京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为一些人销赃灭迹。最近，他们又指使曾经写了自首书的安子文，专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所谓‘如何看待自首问题’的会议，实际上是策划如何包庇叛徒。在安子文一手包办下，他们搞了一个《六条规定》，把叛徒分为：错误、严重错误，一度动摇、自首、叛变、严重叛变六种，极力为一些叛徒开脱罪责，使叛变行为合法化。刘少奇还指示对这类人：‘要赋予完全的信任，不要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如对邓拓我是了解的，这个人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些放心的人，至于历史上的问题，没有多大了不起，那个时候抓住谁都可能有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在刘、邓庇护下，许多叛徒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都当上了八大代表。”
毛泽东看完信后，转给了刘少奇阅读。刘少奇说：“这是一些没有当上代表的人或者对使用他们不满意的人干的，少不了刘格平这些人。不管他们，让他们骂去吧，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办法办事。”
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起草《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指示安子文：“在知识分子中要大量吸收党员，规定好：只要是名人、专家、权威，不要过多的问政治历史就可以发展人党；同时对农村吸收党员加以限制，农村党员不能超过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不要把我们的党变成农村党。农村中的党员普遍文化程度低，什么道理都不懂，只能成为传声筒。”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国在完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又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上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他们分别作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修改了中共七大党章的规定，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在他们提交大会的党章草案中，把原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也删去了。他们还在报告里说：“个人崇拜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