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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企图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说法，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经验，竭力阐明着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所谓辩证关系。他指出：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他的矛头是明显地针对着刘少奇主张的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观点的。他在会下对刘少奇说：“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严重的分歧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大关怎么搞的，老是过得如此困难？看来你再不虚心地学习，可是不行哪！”刘少奇说：“只要毛主席把好关，我们就是死死地跟着，也要过了这一关的。”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不“赶快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那些高喊“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这些话，直接批评了刘少奇过去提出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指出：“四大自由”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有些人爱闹独立王国、爱搞一些小独裁。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实现三大改造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灭资兴无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这样，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了，他说：一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的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我自己的问题是一个认识间题，而不是故意的反动“立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空前的高潮。毛泽东欢欣鼓舞地说：“它带动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又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出现了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一派大好。谁说我们的农民没有积极性？你们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地看一看，震荡在神州大地的这股革命的春雷是何等的悦耳动听呀！”
但刘少奇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把形势说得十分阴暗，他说：“由于三大改造，现在资本家们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更不安，整个社会动荡，不晓得怎么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好是用争取资产阶级里面有一些人起义，起来赞成共产的办法，资本家的老婆晚上回去一座谈，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你们好好地研究研究，资产阶级要比工人们能够做事，管理能力超过共产党员，实际上公私合营后还得让资本家来领导企业。不这样，工业生产就上不去，总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胡乔木和陈伯达把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反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这位刘老弟为什么总也跟不上来，不管怎样批评也跟不上来？他有那么几个资本家的亲戚，包括他现在的老婆王光美，都代表着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老是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亲戚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发展资本主义，梦想着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四九年四月，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讲话，听的还不是王光美一家的话吗？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联合资产阶级’；‘实行四大自由’；‘长期保护富农’，等等，都是从资本家那里来的。高岗主张把他搞掉，我是坚决地反对的。我们党中央里没有这样的同志岂不是完全纯洁了吗？我看还是有不同意见好，有矛盾才能有发展嘛。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对立面，可以使我们少犯点错误，何况我们有能力把少奇同志最后地帮助过来，不过要经常地斗一斗，推一推，拉一拉。你们看，我经常地批评他，他不是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吗？这一点就比高岗、饶漱石这些人强。你们说对不对呢？”
在场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亲自汇编成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亲自写了序言，在一部分文章前加了按语。
江青对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说：“毛泽东同志在序言和按语中，热情地支持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用丰富的铁的事实给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以最深刻的批判和最有力的批评和挖苦，这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需要在全党中深人地学习这本书，提高我们全党的社会主义觉悟。”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履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它《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毛泽东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毛泽东十分自豪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林彪在和一些军队干部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都是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在这些伟大文献中，毛主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没有毛主席为我们把握方向，谁也没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关系到中国走向的那么多复杂问题。我们的毛主席实在是不简单、不平凡啊！”
他听江青介绍过这样的事实：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朵鲜艳的红梅》后，毛泽东就对江青和田家英说：“人民日报怎么提倡起鬼戏来了？现在搞那么多冤案有什么意思？注意别让人们起到不好的联想。自古以来，政治家总是在利用文人搞名堂的。用戏剧来打哑谜也是古来斗争的策略，你们要警惕。文艺界有一批善于搞这种名堂的人，三十年代就有人这样搞，为此江青同志是和他们进行过斗争的。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可以给人民日报打个招呼，如果不听，我就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对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总是抓得很紧的。
第九章 政治较量
＇在毛泽东眼里，文化艺术是政治较量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力量变化的趋势，所以，他特别看重这块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彭真很快就观察到了：一九六二年以来，江青在文艺上显得十分活跃，也很神秘。
她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某个剧场里，事先既不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她有时戴着大口罩，捂着脖子，自己买票，连警卫人员也不带，就坐在剧场后排看戏，偶尔也找几个观众谈话，询问什么。尽管她有意保密，但还是有人认出了她。她的活动，有人很快向北京市委作汇报。
彭真并不介意，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她说什么都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紧张什么？”
渐渐传出来了，江青认为戏剧、电影上的问题很大，主要问题分以下几种：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四是写中间人物的。至于戏剧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更是腐朽透顶。她认为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文艺界的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