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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说：“我学得不够，还不是跟着毛主席学的。”
毛泽东笑了笑：“我和王明辩论的时候，他讥笑我是山沟里的学问，他看不起山沟里的学问。其实，山沟里就出哲学。湖南零陵关于阶级斗争的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零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老兄，就是零陵人；程颐、程颧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零陵人，是零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零陵。当时叫做水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讲哲学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讲到半个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这也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吧！我讲了这么多，就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要搞四清，搞社会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说：“我讲的要点，一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里也有两大条：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开盖子。第二条是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就连康生也感到纳闷：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开始走向好的方面，毛泽东怎么就能够从中国的社会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任何政治家都得佩服毛泽东的准确和英明，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搞运动就是要做到四清，什么叫贪污？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我看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要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究竟怎样退，退多少？我看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今年不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放慢一点。现行反革命按照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干部也要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求办到的。”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听取各地贯彻《决定（草案）》的汇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陶铸对这个文件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的。六月上旬，他到花县蹲点搞四清，根本不提照十条的指示办，而尽量转移斗争的方向，根本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毫毛，而是强调把工作队的生活尽量搞上去。他在和工作队的队员们谈话的时候，多次讲：刘少奇主席很重视这次四清，亲自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下去蹲点，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少奇同志，把这次运动尽量搞好。”
不知怎的，毛泽东这些天一直在想着一九五四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之间，选择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