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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现阶段建设时期我们工会工作的任务是：生产、教育与生活。在工会中，你们不要过多地讲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中的职责。工会就是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来说话，要给大家谋福利，这样才能赢得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工会不要取代党委的职责，这些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是我多年来从事工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还说：“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就是革命的最后目的。”
高岗看到这些报道后，对东北的工会组织说：“刘少奇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求得毛主席的支持。现在许多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的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并不满意，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右倾分子。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领导的骨干问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改革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我们对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看重一些，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陈伯达说：“毛主席的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初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但是，在一些人的支持下，盘踞在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抗拒毛主席指示，拒不执行这条正确的教育路线。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刘少奇听了汇报，不以为然地说：“陈伯达同志把什么问题都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实际上也是一种‘左’的东西，你们不要考虑太多，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作上，我们的经验不足，许多的方面当然都要照抄苏联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坏处，只会给我们减少麻烦。我们要坚决地按照苏联同志的经验办！”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但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思想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因而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许多很不适宜的讲话。这是错误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提出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批评了刘少奇同志的错误，他也表示要认真地改正。应该看到，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初步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他兑：“跟毛主席相比，我个人的差距不是用尺度来衡量，而是用公里来衡量，可以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和毛主席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着毛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
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条件下的马列主义，现在我们进行的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面对它，迎接它，正确地引导它。”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他说：“我给青年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新中国要为青年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青年人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都要认真地作好青年人的工作，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就在这时，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
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后曾经这样说：‘不管主席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人负责，主席是不会负这个责任的，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
毛泽东表面上没有答理高岗的揭发，但是他在静静地注视着刘少奇的一些言行：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谈话中，这样讲道：“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好的，能够和我们合作而不搞对抗，所以我们要尽量满足资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不是很难满足的，只要我们稍为大方些，稍为不怕麻烦些，就不会有问题。资产阶级的种种要求，就算有实权的要求，都不是太过火的嘛，要尽可能予以满足。这样我们才能谈得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饶漱石说：“刘少奇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只能是斗争，而不能搞什么原则性的妥协。”
十二月八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这样说：“我们也要适当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好好地想一想不要因合作社的发展挤垮资本家的企业。我看还要提倡互助精神，发扬合作思想，有饭大家吃，不要搞垮人家，不要与人家竞争。我们现在发展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独占思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既然我们要劳资合作，共存一个社会条件下，就要正确地对待资本家的企业，要让人家能够生存和发展。对小手工业者，那就更需要大力扶助和支持了。这个政策，我们要好好地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地破坏。”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协定》正式签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看着协定的文本，突然泣不成声地说：“岸英啊，你看不到这一天了。你本来不应该死呀，为什么要死呢？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周恩来见状，马上说：“是的，经过三年来中、朝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愿军在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军，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就凭这一条，我们就是不容易的呀！”
刘少奇说：“朝鲜吹牛是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其实没有我们他们早就完蛋了！金日成个人也是一个自大狂，我听彭德怀同志说他在处理两军、两国的问题上很不像样。”
毛泽东马上说：“不能那样讲话，不管我们作了多少工作，都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谁也不能再说这些骄傲自满的言论，影响了两国的关系我们要负责任！”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热烈赞扬中朝军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说：“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并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挫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榜样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彭德怀看到这个《慰问电》后，感慨地连连摇头：“说得简单，打起来可是艰难得很哪！这个胜利可是真正来之不易，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毛主席也付出了自己儿子的代价呀！
江青收到了署名“小人物”的告状信，揭发道：“一九五三年九月，周扬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而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九月二十四日，周扬在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他公然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进行反攻倒算，他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有一些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政治帽子，已经成了扼杀文艺的一把刀子。’周扬的这些话，都是企图否定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推翻毛主席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而实际上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的批判。他在文章中还大反文艺服从政治，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竭力鼓吹文艺事业自由化。他还拼命地鼓吹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宗派主义团体，闭口不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总之，他的言行在文艺队伍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期望党中央能够引起关注。”
九月二十日，胡乔木代表中宣部起草了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草稿。陈伯达看了以后，批评道：“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实际上是公然对抗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既不提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不讲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还不鼓励新创作，反而以反对什么‘公式化、概念化’为名，给社会主义新创作大泼冷水，甚至有诬蔑和嘲笑年青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倾向。”
胡乔木很不服气地把报告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我看陈伯达同志严厉批驳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宣部应该撤销这个报告。如果中央的基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