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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劳资两利。现在严酷的现实是：工商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就是根据这样的现实提出了这次运动的任务的。”
一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再次作了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他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要号召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因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和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人士积极参加运动，进行自我改造。如果现在不进行这样一场斗争而允许资本主义势力对我们的腐蚀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这个新中国就将面临亡国的危险。”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指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方针进行了解释：“毛主席提出这样的方针，就是因为我们开展运动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惩办一些人，也不是一时的应景，而是从我们国家的长远大计出发而制定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我们的步子迈得要大一些，但是不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落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再慢吞吞地走路。这就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心里话。”
四月二日，正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深人开展的时候，刘少奇在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织批转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道：“我们不必要求加强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现在让工人监督资本家还无经验，还有困难，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是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我认为，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只能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一封署名为“工人代表”的来信批评刘少奇：“他实质上是阻挠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破坏‘三反’、‘五反’运动，保护资产阶级。”
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补充和完善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补充和发展，我们现在再不能迷信别人的经验和道路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曾经迟疑地间道：“这样讲好吗？我们的经验还远远地没有成熟呀！”
康生说：“这样提，才能给中国共产党人一个信心。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东西，不然是站不住的。我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你没有信心，就会永远地受他们的制约。苏共领导人中相当的多数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对此你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同意了康生的看法。
四月十八日，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说：“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对这个斗争我们要正确对待，严格把握政策，不要资产阶级吃亏。”高岗在谈到北京的这个运动时，说：“彭真的提法降调子了，他这样做的企图是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的这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大家只要看一看苏联的经验，就可以看到所有制的革命将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用铁的手腕和不怕流血的斗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他在请江青向毛泽东转送的信件里说明：“我着重论述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国家引上了最正确的道路。我还在文章里指出：在全国解放以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我们国家、向工人阶级、向全体人民进行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夺这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梦想阻止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我尤其指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后还是会存在的。”毛泽东请江青转告他：“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也让苏联的同志们看到，中国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路线但是已经经过了中国实践检验的形式在稳步前进着。我们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外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不管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斗争，我们这个方向和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提法和刘少奇的主张明显不同，陈伯达开始高度重视和注意两人之间的区别了。
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多次批判了彭真提出的“民主建政”的口号，他说：“你彭真提出这个口号究竟是什磨意思呀？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民主，还要让资产阶级来个两党制才叫民主吗？”彭真马上辩解道：“‘民主建政’的口号不是我提出的，是别人鼓吹宣扬的，他们却不来认账，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了。我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讲过这样的话，我宣布收回，不再坚持了。”
六月，国家出版总署按刘少奇的意见，拟定并发出了“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刘少奇曾对他们提出责问：“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图书的？”于是，出版总署赶忙下令撤销对一切书籍的禁令。
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出国前夕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了，我们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这些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如何搞建设，如何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落后现象。讨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的人挣大面子。这里面就有许多的辩证法，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领会。”
八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反覆说：“今后，大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经受了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后，需要休养生息。谁要再搞什么大的运动，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康生在同江青谈话时，针对刘少奇的许多讲话说：“少奇同志讲话太随便，缺乏认真的研究，一些提法是和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该让他多注意一点。”江青说：“主席的态度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全党同志熟悉一下他们的面貌，这样对今后的工作有利。主席考虑得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江青出面领导，对上海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些新的章法。康生说：“江青同志为资本主义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良好的开端，创造出一条新路。江青同志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制止道：“还需要实践考验，不宜作太多的宣传。江青同志对电影是内行，可以让她在一定的范围内搞一些新的试点，以便我们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电影来。”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杨献珍在马列主义学院的“三反”总结中，提出：“围绕创办中央党校，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坚持了办党校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方法。但是陈伯达同志却对这一点多次提出怀疑，甚至对我执行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多方责难，干扰了学校的教育和工作。同时，我们批判了艾思奇同志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批判了他的学院式的工作研究，从而为正确的教学莫定了基础。”刘少奇听取他的汇报后，说：“我同意你的报告，对陈伯达应该给他说明，让他不要多管党校的事情。艾思奇这个人就是不懂矛盾论。这一点，我早就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秋季，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很快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高岗对林彪说：“邓小平怎么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他的资格远远地不能和你相比，他爬得可是太高了，弄不好又是刘少奇、薄一波这些王八蛋搞的鬼，现在中央的位置缺人，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白区党代表千方百计地在争位置呢，你要注意呀。
林彪说：“我在静观时局，看看毛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一个人要想成点气候，光凭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时局，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人相结合才行。我承认自己是三分靠天，七分靠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在我国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并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志们，我们要在全国展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使党的总路线迅速达到家喻户晓，深人人心。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了，让我们展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的革命高潮的来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主张和意见，说：“你的许多提法不切中国的实际，要注意改正。不过，依我看，刘少奇的问题确实是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大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观察和帮助，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毛泽东讲这个话，显然是针对着对刘少奇虎视耽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的。
对陈伯达来说，他确实吃不透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他曾经对江青说：“如果主席能够给我们一个实底我们就好工作，他总是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指示的含义，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毛泽东冷笑道：“他还是那个书呆子劲，什么都想摸到实底。哪里有那么多的实底！如果领导人把自己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