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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房仿佛变得宽敞明亮起来。图书室产生了强烈的磁力。医务室充满了人间的鸟语花香。文体娱乐场所传出了阵阵欢笑声。
饭菜是充足可口的，每天晚餐的面食变着花样：烤面包、馒头、花卷、面条、豆沙包子、肉馅包子、油煎饼、糖三角等，一个星期没有重样。战犯们还吃到了自己种的菜豆和养鸡产的鸡蛋。
永富博之用镶上的牙齿嚼着香喷喷的花生米。他想起在山西闻喜县白石村的一次扫荡中，他用刺刀扎进一个中国平民的嘴，刺穿咽喉，割下舌头，把牙齿全部打掉的情形。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895号！”看守员在监房门口低声叫道。
岛村三郎乘上一辆用卡车改成的囚车，车上用胶合板隔出四小间。车子跑出一公里左右，在一座较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他被带进这座建筑左侧靠里面的一间屋子。
一进屋，迎面扑来一股热气。屋中央的火炉吐着的火苗，上面坐着一把圆形水壶，烧开的水在噗噗地响。靠窗户整齐地摆着三张写字台。检察官张仪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约有二十七八岁。
“请坐。我叫张仪。”他很简洁：“你是从何时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的？”
“1934年5月2日，我为了上大同学院来到满洲。”岛村三郎故意回避“侵略”这个字眼。
“那么，把你来华后的履历谈一谈吧！”
“在前些天交的笔供里，我把情况都写进去了。”
张仪哈哈冷笑一声，从黑皮包里取出“笔供”：“就这么简单？”
岛村心神不定地说：“我是按贵国的要求写的。”
张仪检察官用日语将岛村三郎的供述材料念了一遍，然后猛力一拍桌子，厉声训斥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你必须认真交待！”
苏联移交给我国政府的战犯，其犯罪地点遍及各沦陷区，调查工作是相当浩繁艰巨的。公安司法部门从各地调集了大量人员，除了到受害地点找被害群众进行调查外，一部分检察官、书记员、翻译员、办事员来到管理所，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开始对战犯进行侦审。管理所周围的所有大建筑，都成了审讯室、办公室和宿舍。房源不足，在管理所院内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许多帐篷。
在第一次受审后，岛村三郎同监的几个战犯都认定：“如果坦白了，就难免一死。”在后来的审讯中，岛村一直抱着这样的念头，进行消极的对抗。但在检察员有力的证据和机智的盘问面前，他的防线一层层地被攻破、摧毁。
九月中旬的天空是晴朗明净的。千余名穿着黑衣服的战犯走进运动场，黑压压地坐了一片。检察官们坐在台上。肩头戴着金色中校肩章的孙明斋站了起来：
“坦白检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坦白罪行。”
日本投降时，古海忠之担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是文职战犯中职务最高的一个。他似乎悄悄地整过装。他登上讲台，郑重地低头行礼，拿出了讲稿。
古海忠之以沉甸甸的语调，交待了自己在伪“满洲国”10年之中，参与策划各项政策法令、实行经济掠夺、推行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实施法西斯战争宣传等罪行。他说了约一个小时。最后说道：“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苦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我现在认识到，我简直是人面兽性的魔鬼，是一个失去人性的不知羞耻的魔鬼。我向中国人民衷心地谢罪，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人民所给予的任何判决。”
古海忠之讲完后，年轻的士兵和下层军官们纷纷争先发言，情绪激烈，声泪俱下地揭露着他们的上司犯下的罪行。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鲜血磨亮了我的刀锋；
“残酷”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个杀人的魔鬼，
万恶的畜牲……
坚冰被冲破了，水流奔涌，越涌越急。冰块被水流推着走，在水流中起落沉浮。冰块的边缘在水流中融化，成了水流的一部分。汛期来临了。
曾扬言要自杀的藤田茂也开始悔罪。当他知道天皇的真面目后，以愤怒和憎恨的感情说：“原来被我当作最神圣的并为之舍身尽忠的天皇，根本不是日本国民的杰出象征，而是一个大地主、大骗子。”他从家信中得知自己的姐姐和5个亲戚死于原子弹，只要一看这类题材的电影，就痛哭流涕，他说：“我曾经认为，美国占领日本是不幸中的一幸。我想错了。美帝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远藤三郎率“前日本军人访华代表团”来到管理所，他在与藤田茂会见时，本想安慰安慰这位曾同他在侵华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老伙伴。见面还没开口，藤田茂就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行，反过来劝告对方：“侵华战争中，你们也在中国，也都应该反省啊！”到接待室，远藤三郎小声地说：“这里是最叫人羞愧难当、最叫人冒汗的地方！”
铁窗外几度春花秋叶。小野抱腿坐在炕上，埋着脑袋又叹了一口气。
“你这是怎么了，总是哀声叹气的？”岛村三郎同小野寺广原、上坪铁一同监一室。小野寺没有搭理岛村。
上坪替小野寺回答说：“小野寺在审讯中碰到了暗礁，正在苦恼之中呢。”
这句话引起小野寺的一丝苦笑：“完了！岛村，你有什么妙法吗？这可是检验有没有真交情的时候呀。”
为了搞清小野寺在大连任警部时是否参与过镇压共产党策划的一次放火行动，先后曾换了三名检察员。
岛村问：“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野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我真是不知道啊！那在早晨我确实没去，可有人硬要说我参加了那次逮捕行动。”
岛村又问：“明天你准备怎么回答检察员呢？”
小野寺脸色阴郁地说：“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无法证明没有参加那次行动。明天是关键时刻，看来我只好承担下来了。唉！”
审讯工作已接近尾声，总结性文件已经完成，明天就要在材料上签字了。
“你这个态度恐怕也不正确。”上坪大概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就换了种方式安慰道：“我是肯定要被处死刑了。我曾在鸡宁逮捕过13名谍报人员，交给石井部队供细菌实验用啦。”
岛村接着说了一句：“你也只不过如此吧，还抵不上我的十分之一呢！”
第二天，岛村三郎把自己的“罪恶总结书”交给了检察官张仪。这是一份长达130多页的材料。检察官一张张翻阅着，问道：“怎么，都写好了？”
“写好了。通过写这份罪行综合材料，深深感到自己是个犯了严重罪行的人。”
岛村三郎第一次说出了认罪的心里话。认罪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座桥梁，岛村踏上了这座桥梁。
几个月之后，检察官把岛村三郎罪行材料中文本及检察官的意见书交给他，说：“你看过之后，如果事实没有出入，可以签字画押。”
他从“岛村三郎是有名的伪满特务领导人之一”，一口气看到“本人请示给予被告严厉惩办”。不祥的阴云笼罩住他苍白的脸。
战犯分成几个组，在运动场的各个角落平整土地、砌花坛。春天明亮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战犯们干得很卖力，脸上沁出了粒粒汗珠。小野寺推着装满砖石的小斗车走过来，边卸车边说：“后院挖土的伙伴在大声嚷嚷，他们挖出了一具白骨。”
岛村三郎的脸转向大村忍。大村忍用手背擦了擦鼻尖上的汗，鼻尖抹上了泥土。他神情闪烁地说：“当时突然废除了治外法权，这座监狱建得很匆忙，大概没有清理好坟地。”
到中午的时候，花坛砌好了，剩下的事就是拣一个好日子种花了。战犯们说笑着走向盥洗场。他们突然安静下来。盥洗场旁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具洗得干干净净的白骨。孙明斋所长和张绍纪上尉神情庄肃地站在桌旁。那是一具十四、五岁的少女骨骼，额前有一个小窟窿。先到的战犯们都面对着这具少女的骨骼低着头默哀。岛村三郎等战犯也参加了进去。大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跑步声和战犯村上勇次带着哭腔的叫声：“张先生！又发现一根手指骨，也是小女孩的！”
吃午饭的时候，上坪铁一哑声说：“我这两只手是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的啊！”他把饭碗推到一边，深深地伏下了头。
大村忍也低下头说：“我每夜都从墙壁中听到中国人受刑时的惨叫声。”
下午，岛村三郎到另一间监房继续看案卷。40公分厚的案卷分为三册，其中有解放后新县长的调查报告；有从岛村三郎当年签字的旧公文和“请功报告书”；而被害者及其亲属写的控诉材料最多，大约有三、四百份。
“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对待中国人的生命像对待猪狗一样，竟用刀活活把人砍死！”
“请求政府将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处死，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就是将他大卸八块，也不解我心头之恨！”
岛村三郎抖抖索索地翻开新的一页。这是肇州县文化村一位杨氏老太太的控诉材料。
“我今年75岁，身边无依无靠，全靠乡亲们的帮助才活到现在。是孙警佐把俺的独生子抓走的，当时俺两眼发黑，趴在炕上哭了三天三夜。后来听村长说，岛村副县长这个家伙把俺儿用刀活活劈了。日本鬼子真狠心啦！早先俺家穷，没给儿子娶上媳妇。儿子死了，俺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到处要饭。当官的，请答应俺的恳求，一定要把那个当副县长的日本鬼子枪崩了，好给俺儿报仇啊！”
岛村三郎一下扑到窗前，双手抓住铁栏杆猛摇着，泪流满面地大声呼喊：“老大娘，请惩罚我吧！”
一群觅食的麻雀被惊起，扑簌簌地飞向空荡荡的天空。
第十章监狱里的“皇帝”
身后传来刺耳的拉铁闩和上锁的声音。溥仪木愣地站在窗口。他的岳父荣源走过来，把帮他领的黑色裤褂、被褥和洗漱用具递过来让他过目，然后凑近窗栏往外看，像是宽慰他似地低语道：“瞧，全是穿军装的。没错儿，这准是一所军事监狱。不像马上会出什么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
在苏联期间，溥仪深感自己罪责重大，每天诵经念咒、占卜问卦，祈求神灵保佑他永远不要回国。被押解回国的路途上，他一直恍恍惚惚、神经兮兮的，满脑子只有一个意识：“死到临头了。”
溥仪看了一眼新领来的东西，一个标着“981”的牌子显得分外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