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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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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第五章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    
    美国检察官塔温纳在对桥本质证时直点穴位地问道:“你搞掷炸弹、组织示威的目的,是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把政府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是这样吗?”    
    询问完了“三月事件”,庭长韦伯问道:“‘满洲事变’后不久又于10月发生了企图推翻政府的政变,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桥本怔了一下,回答道:“我。”    
    “三月事件”流产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桥本和大川又纠集一群少壮军官和民间的法西斯狂徒,预谋在10月24日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以陆军和海军轰炸机部队来颠覆政府,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由于计划被泄漏,日本政府抢先下手逮捕了以桥本为首的主谋者,“十月事变”又胎死腹中。但若槻内阁在这强劲的冲击下,于11月末便垮台,在继之而起的伏养毅内阁中,荒木贞夫占据了陆相这个关键性的位置,政权法西斯化在实质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荒木的庇护下,桥本未受到任何处罚。    
    桥本等人不满足这渐次推进的状况,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血腥谋杀,在荒木的支持下,又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风暴和刺刀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府,法西斯战争体制确立。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以充分的证据,肯定了他们的目的:“1936年2月27日,即东京军事政变的第二天,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声称,叛乱的目的是更换内阁,以军人内阁取代之,少壮派军官急欲占领全中国,准备立即对苏联作战,战胜苏联,使日本能成为亚洲的唯一力量。”    
    《判决书》进而指出:“二·二六”事件是极端派同“温和派”长期斗争的终结,“这场斗争的终结,是阴谋分子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使全国的社会舆论和物质资源服从严格的规章,以准备侵略战争”。    
    《判决书》认定:桥本“是陆军军官,很早就参加了阴谋。他用尽一切手段去促成目的的实现。在阴谋者中,没有人具有他那样厉害的极端见解,也没有像他那样露骨。他倡导日本用武力占领满洲来进行扩张,用武力对付日本的所有邻国。”    
    关于荒木贞夫,《判决书》指出:他是“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倡导者。他在实际上是并承认为陆军这种运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都以军部的政策,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使日本富强。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所采取的政策,亦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    
    在对他们的指控中,还有直接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满洲国”、从事法西斯理论宣传、武装进攻苏联等罪行。桥本还亲率日军炮兵纵队进攻南京城。南京陷落后,又在南京至芜湖的长江岸边部署了长达两英里的重炮交叉火网,轰击搭船逃生的中国军民,成千上万的人被炸死,宽阔的长江水温热殷红,漂满了残碎的尸体。    
    荒木贞夫和桥本欣五郎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巢鸭监狱服刑七年后,他们都被假释出狱。1966年11月1日,荒木贞夫在日本奈良县十津村发表反共演说时暴病而亡。    
    


第五章怎样处置吸血鬼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滚滚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    
    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彼逊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发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 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首席检察官基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1932年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1940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基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书,口供书陈述道:“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基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发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发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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