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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1）
１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１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
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即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检阅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一行人往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还没结束，不便中途告退，于是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支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１８层楼。
他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发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这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行宪”后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３月２９日大会开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赶到南京，报到出席。
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下榻在洪兰友的公寓，其间长子杜维藩夫妇曾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杜月笙非常高兴，他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１日才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发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会，议定一周大事，所以这一会议对于杜月笙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十分爱重，可以信托的朋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规定金圆券１元合“法币”３００万元，金圆券４元合美金１元，８月２１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他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
结果，他的明令见报，消息传出，马上引起了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既明快而又坚决，首先，他命人打电话，马上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把钥匙，交给他，说：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们全部兑换金圆券。”
杜维藩问：“是在舅公住的房间里？”
杜维藩听说的舅公住的房间就是指曾经显赫一时、常年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那幢华格臬路老宅。胜利后它被改成了宁波西路，门牌号码编为２１６，由于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过，再加上隔壁头张啸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横尸两人”，于焉被人目为凶宅，因而显得门巷冷落，车马转稀。
抗战时期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华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状态，杜月笙曾经把他高桥乡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扬声请了出来帮他看守老宅。朱扬声在楼下挑了一个房间，就此在华格臬路长住，他那个房间里有一只很大的保险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险箱旁边，谁也不知道杜公馆那只大保险箱里，装了多少金银财宝？
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儿子答应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说要打开大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来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为大保险箱里只有银元３７２块。
第四部分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2）
随后，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１８层楼去，听杜月笙谆谆交代：
“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定，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
话虽这么说，家人之中，各人环境殊异，胆子大小不同，有人听杜月笙的话，遵时照规定把金钞都换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来。同时，形诸各人所做的生意，处理方式也是迥异不同。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百东门的厅房很大，杜维藩与其妻弟合伙把百乐门茶座略加装修，开设了一片维昌证券号，他这个号子只做散户生意，当场喊价，当场交割，做来做去从来不会做过一个大户，他的营业方针是“稳扎稳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来没啥好处，其实则是有赚无赔。
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以后，南京政府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机牟利”，但是为时不过半月，南京方面便发布了轰动一时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巨案，监察院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抛出永安棉纱亘千万股，骤获不法利得达５亿元之巨。东窗事发，不但陶启明等罪有应得，锒铛入狱，而且还连累了主持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一系列的人都受到了监察院的纠举。
看到南京政府推行“财政经济紧急改革令”，果然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再加上受到他父亲的严厉警告，杜维藩夫妇不但遵照法令把两夫妇所有的金银、美钞全部兑换了金圆券，而且，认为证券交易风浪太大，夫妇俩一商量干脆把维昌证券号关掉，免得节外生枝，弄出事体。
证券号子关掉，夫妇俩空闲起来了，趁此机会，他们禀明杜月笙一起到北平旅游，以了多年的宿愿。临行前夕，在一个应酬场合上，他们见到了陶一珊，陶一珊在杜维藩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接受军训，曾经当过他的大队长，一方面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当然又是世交，所以，当陶一珊说杜维藩夫妇要到北平去，他马上就自动建议地说：
“我写两张名片给你们，介绍你们去见北平的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
杜维藩回答说：
“用不着麻烦陶先生了，我们到北平，玩几天就要回来的。”
但是，陶一珊还是提笔写好了两张名片，交给杜维藩，说：
“你带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杜维藩道声谢，收好了，当时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爱护关怀，体贴入微，殊不知两夫妇到了北平，一日早晨起来看报时，忽然惊见宏兴公司杜维屏涉嫌投机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杜维藩大吃一惊，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长突如其来给他两张名片，个中意味可能不大简单。
原来，杜维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启明案如出一撤，其间只有大小之别。原来，在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处的经济检查队看来，杜维屏有重大的嫌疑，于是，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审讯。杜维屏的宏兴公司曾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８０００股，其数额与陶启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来一在地，不值得比较。杜维屏抛空８０００股水安棉纱后，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改革币制的初期股票停拍，恢复营业时他当然就赚进了一些钱。
由于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他这一被捕马上就震撼了上海滩，紧急处分，雷厉风行，居然连杜先生的少爷都捉进官里去，仅此一点，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这才晓得煌煌法令不是轻松随便、等闲视之的了。另一方面，也有人睁眼在看这场好戏如何续演，街头巷尾，交头接耳，都在窃窃私议，这下要看杜先生将会作什么样的反应。
杜月笙对此一意外事件的反应，于公则表现出大义凛然，他知道蒋家王朝现在大难当头，命脉如丝，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险，尤其币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时期，一着错，满盘输，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并且在上海滩比他儿子大的老虎还多的是！他把这个大环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对杜维屏被捕事件一语不发只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诉苦，他只是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里人不明内情，频频催促他设法为杜维屏开脱。这时，杜月笙的神情反倒显得非常轻松，他带着笑说：
“怕什么，我有８个儿，缺他一个，又有何妨？”
尽管蒋经国这一次来上海气势汹汹，大有打虎之势，但是随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只好对币制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对于儿子的关押并不着急，孔家公子的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后，上海“经济特种法院”也不得不给予杜月笙面子，杜维屏案子数度审讯的结果，特种法院因为“全无佐证”指明杜维屏是在改革币制之前获得机密，于是“投机牟利”、“破坏金融”的“事实”，使法官接受了杜维屏“纯出巧合”的辩说。因此，法院宣告杜维屏无辜无罪，予以释放。但是，他所经营的宏兴公司有兼营“对敲”的事，这种场外交易大有逃脱之嫌，宏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