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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１０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第三部分打入面粉厂（2）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
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1）
杜月笙挥拳打入面粉业后，他仍不满足，踌躇满志，又盯上了上海的航运业。
大达轮船公司是张謇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２０年甲午恩科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年夏天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文武百官照例应该跑在路旁接驾。这一天恰好雷雨交加，地面泥水几寸厚，张状元被淋成了落汤鸡，又在积水里跪了多时，回到会馆，夜不能寐，他自言自语地喟然长叹：
“我读书当官，身列朝堂，难道只是为了做磕头虫而来的吗？我饱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于是，他辞官回乡。这位４２岁的状元公，自４岁开始念千字文，经过３８年的寒窗苦读，结果是只做了１２０天的小京官又回家了。
张謇辞官后从商，从光绪２１年到民国１５年，他先建立了大生纱厂，以后又连建了８个厂，设置了电厂、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轮船公司等无数企业。
１９０４年６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８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从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独占此航线２４年。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