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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20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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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90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建国后基层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海外对中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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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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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①
2004年2月至7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北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馆，台北所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又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料，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资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料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极严格的限制，随着台湾社会在90年代后加速转型，今天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已对公众开放。
台北所藏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主要收藏于5个单位：“国史馆”，“党史馆”，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以及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80 年改为“法务部调查局”）的“荟庐”，现分别叙述如下：
原“国史馆” 1947年成立于南京， 1957年在台湾复馆，是台湾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收藏单位。该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台湾各重要军情单位上报的有关大陆情势的报告及蒋氏的题签，批示。1948年冬，淮海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预感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不保，下令将有关他个人的重要函电，文件秘密转移到台湾。1949年，蒋介石的这批资料转移到台北远郊大溪头寮宾馆，次年成立“大溪档案室”， 所以蒋氏资料又称“大溪档案”。 1979年，“大溪档案”被转移到台北市阳明山的“阳明书屋”。 ② 1995年2月，蒋氏资料由“国史馆”接收，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998年，“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两册，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横跨蒋氏活动的大陆和台湾两个历史时期。所谓“筹笔”，就是蒋氏亲笔手书的函电、文稿。“国史馆”还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档案”，位于北投的“外交部档案馆”已将一部分档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为对抗大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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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国史馆重要史料概述》，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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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联络友邦”，“拓展国际空间”的大量资料。
“党史馆”现隶属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该馆收有丰富的国民党历史文献。1978年，由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担纲，组成编委会，根据“国史馆”和“阳明书屋”（“党史会”的史料自南京运台后长期存放在台中附近的南投县草屯镇乡间的 “荔园”，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移到台北，和“大溪档案”一起集中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秦孝仪将“党史会”的新址定为“阳明书屋”）等单位所藏档案及其它重要资料，编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共8卷12册，时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仪解释之所以编到1949年，是因为“部分图书，尚涉及国家机密，整齐次第，盖仍有待”。时隔24年后，到2002年12月，由于“档案资料多已开放，续编之条件初具”，加上蒋家后人蒋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由“中正文教基金会”编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编出第十卷（1951年），①上述两卷所反映的都是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的活动，许多内容涉及到大陆。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两蒋时代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国关中心”的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下辖6个研究组，首任主任为国民党前驻韩国“大使”邵毓麟，一年后由“苏俄通”卜道明继任。1955年，该会编印《问题与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匪情月报》，这两份刊物在当时都是不公开的“机密刊物”。
1961年，蒋介石、蒋经国为判断中苏论战的性质，同时有感于台湾缺少研究大陆问题的“匪情专家”，以及为了针对所谓“国际姑息主义”，经“教育部”批准，将“国际关系研究会”改名扩编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②同年10月，又将《问题与研究》公开发行。1966年1月，在该所成立“资料供应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有关中共的历史资料。
1967年2月，蒋介石召见“国关所”负责人吴俊才，指示成立“东亚研究所”，由政治大学与“国关所”合办，以培养“研究国际共党和大陆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郭华伦、曹伯一等曾任该所代所长、所长。1968年，政治大学“东亚所”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
“国关所”和政大“东亚所”各有分工，“国关所”主要从事研究，“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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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编撰例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市：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
②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贵译：《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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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要则从事教学和培养学生，但 “国关所”的一些资深研究人员也在“东亚所”兼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国关所”研究人员中，有一些20—30年代的留俄生，这些人原先多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49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