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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是：他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
3。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80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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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3）在中国方面没有全面开放档案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70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50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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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国内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30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泽东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泽东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泽东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泽东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最近20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10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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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29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1949—1985年的地方卷，每省一卷。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年，1979至今。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有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泽东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莫斯科，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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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三种因素：（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邓小平、胡耀邦重视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