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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①。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张，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②，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泽东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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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② 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9页。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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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他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泽东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思索。
毛泽东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泽东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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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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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①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20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20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②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③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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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版；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版。
③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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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100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80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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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①“‘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