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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②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 ③。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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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2页注释（1）。
② 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
③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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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泽东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①，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刘此举以后又被毛泽东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泽东、刘少奇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明显，可是毛泽东为何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少奇又在毛泽东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泽东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由于毛泽东就是党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他，与他发生口角，其实质就是怠慢了革命，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泽东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③。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④。1964年末，他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⑤。现在他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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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②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3页。
③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0页。
④ 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33页。
⑤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8页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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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①，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②。在毛泽东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③）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④，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泽东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泽东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少奇等的一种愤怒。毛泽东不仅精神旺盛，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⑤。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他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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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② 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180页。
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④ 1966年4月28、2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70页。
⑤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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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①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②，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③，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④。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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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③ 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
④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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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