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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20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70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合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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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尚昆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①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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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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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七律·有所思》①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②。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③ ，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少奇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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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
③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28页。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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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①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②。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③。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泽东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泽东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④ 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他历次视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他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泽东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泽东“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他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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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9页。
② 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08页。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2页。
③ 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④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⑤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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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执著地相信，唯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①。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