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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部署开展“整风”，毛泽东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④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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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1月。
② 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摘录），1964年3月28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注释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3页。
④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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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伯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18、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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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5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唾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没有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 ① 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②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泽东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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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露：《毛泽东与丁玲》，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95页。
② 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原载《世纪》2004年第4期，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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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泽东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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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杨尚昆日记》①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都可被视为2001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