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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账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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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6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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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 ①。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3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 ②。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与其他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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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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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巿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①。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②。4月4日，南京巿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巿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③。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④。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 ⑤。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上级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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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2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202—203页。
③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4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⑤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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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 ① ，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②。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③。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标”，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而在城巿，国家权力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然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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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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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①。1960年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 542 人）②。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 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