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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80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言说，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在陈琮英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获得自由。
如果把这批20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那些人数更多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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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目光远大而恢弘。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既是革命的弄潮儿，也是革命原有意义的执着的信奉者，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最后都消失在寒冷广袤的俄罗斯大地，而没能回到她们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俄罗斯失踪的女同志，其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40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汉和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她的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主义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斯巴达城邦，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人，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一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个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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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的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差序、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鳇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别？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的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他的夫人——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她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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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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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①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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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评论》（第2辑）转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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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