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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期沙飞的代表性作品《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缝衣服等影像，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一般性的人道主义。这种一般性的人道主义实际就是“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关注底层、关注社会，这些主题从“五四”就出现了，比如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是有区别的，激进左翼有一些重要的标志，首先要反映底层的苦难，再一个要反映底层的反抗。这两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左翼最鲜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展示底层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点，作为一种整体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是集团化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1930年成立的左联，有左翼文学、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音乐、左翼新闻等等八大类，全都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沙飞显然不在这个左翼组织化的队伍中间。他参加的“黑白社”跟左联完全没有关系。我还要补充，这个时期的左翼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一定要直白地表达对“伟大苏俄”的向往，热爱苏俄，向往苏俄，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的特征。可是反观这个时期的沙飞，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个主题。他就是个人化的左翼，或者叫温和左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左翼和中共是画等号的，离开中共就没有左翼。但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在中共之外确有左翼，把这种个人化左翼联系和聚集在一起的就是鲁迅。这就是我对1936年、1937年沙飞作品的感受。
沙飞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晋察冀13年。这是沙飞作为个体的左翼艺术家汇入到组织化的抗日革命洪流，成为了一个革命宣传战士。沙飞是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去华北根据地的，当时还有一个青年记者陆诒也去了，陆诒很快就离开了，沙飞却留了下来。晋察冀是八路军和侵华日军最接近的地区，八路军的抗日和沙飞的抗日叠合在一起，在这里沙飞达到了他一生里创作最高峰。在晋察冀13年里间，他置身在高度组织化的革命战争的体制之下，“抗日”、“革命”、“自由”都在他的身上体现，使这个时期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张力。但是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沙飞很特别，他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
晋察冀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邓拓，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张春桥，他们和沙飞都是前后同事。邓拓、沙飞、张春桥是左翼知识分子前往晋察冀的三种类型，他们这三个人长期在晋察冀工作和战斗，但在这之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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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邓拓去上海最早，他在1929年就去了，1930年他参加了中共，是左翼科学家联盟的成员，1933年离开上海，1937以邓云特的名字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学术界都认可的专著《中国救荒史》。沙飞去上海很迟，也就是在上海待了三四个月，但因为沙飞拍了鲁迅的照片，他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张春桥是1935年5月去上海的，这年他18岁，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投奔左翼作家陈白尘的，还和陈白尘一同在上海的西爱咸斯路的一个阁楼上住了两个月①。张春桥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1935年10月参加了“左联”，他自称是1936年春夏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建国后“审干”运动中，上海市委确认他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春。张春桥在上海的几年，虽然写了不少杂文和小说，但除了用笔名“狄克”写过被鲁迅批评过的一篇文章，在左翼文坛上名气不大，人们很少知道他。
这三个人就左翼的自觉意识而言，邓拓最高，张春桥次之，沙飞最低，但是这三个人在上海特殊环境下都没有被高度组织化。1932年12月，邓拓被国民党逮捕，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后经他的家庭营救出狱后回到了家乡福州，和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再转到开封读河南大学，成为一个“个体左翼”。张春桥是另一种情况，在国民党的严酷打压下，1935年后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基本被打散，张春桥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这样一些被打散、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沙飞、邓拓、张春桥都是一种松散状态下的左翼分子，或者说他们都是左翼的“散兵游勇”。从上海到晋察冀，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化的左翼分子被纳入到军事一元化战争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三个人都抗日，都追求革命，我不专门研究张春桥，但我想，他在1938年1月去延安，再转去晋察冀根据地，应是追求抗日和革命去了。
邓拓去晋察冀，他是归队，他是老党员，但因失去组织联系，有关情况有待调查，因而在1937年末重新入党。张春桥也是归队，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他在1936年入了党，故而在1938年8月在延安重新入党。沙飞不一样，他去的主要原由是抗日，但也不能排除有追求左翼革命思想的成分在里边。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抗日，1938年的武汉是全国爱国知识分子都想去的地方，在那儿有非常活跃的影响全国的革命文化活动。沙飞为什么不去武汉而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我认为这和他有一种左翼的追求，即向往共产党所强调的社会平等、社会革命的理想有关。三个人去晋察冀之前，思想不完全一致，去了以后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他们被汇入到共产革命洪流之后，邓拓和张春桥很快就被革命组织所规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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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白尘：《我这样走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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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改造，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反映张春桥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痛苦和苦恼的历史资料，邓拓还有一点，在1944—1945年整风审干运动中，他写的一些诗，抒发了某种苦闷的情绪。
沙飞是很早去晋察冀的，他是1937年下半年就去的，比张春桥早，可是他入党是在1942年。我们知道1938年和1939年是中共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只要你有一点入党意愿，历史比较清楚，大致就能够入党。到了1939年下半年才有一个巩固党的决定，就是停止大发展。在这个党员大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沙飞不入党或者入不了党？我们通过王雁提供的资料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对他的经历有一些怀疑，这主要因为沙飞是李公朴介绍去根据地的，而不是中共地下党介绍，也不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的。在当时的中共党人看，李公朴是一个“灰色政客”，这样就对沙飞起怀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飞对入党没有什么积极性，这在当时绝对是少数。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延安也有，其中一个就是萧军。他到延安也是很早，当他最后确定想入党已是1945年，彭真也同意了，但是他去东北不久就被认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就入不了党了。还有一个老同志也是革命艺术家，他就是塞克，他也是很早到延安，却始终没有入党。
我想沙飞在1942年之前，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被党重用的，应该属于“统战对象”。1942年之后，他是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个性化，他保留了比较多的艺术家的知性、感性的方面。他的个性化的左翼色彩到晋察冀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的沙飞同志对体制化不敏感，他居然对长期保护他、重用他的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意见，甚至发展到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一封信告聂的状，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是完全违反组织纪律的，也是非常奇怪的。这件事，王雁的书上写了，我觉得写下这一段史实很重要。
第二点是在1945年8月，八路军快到张家口的时候，他居然要写信给毛泽东，还是血书，他要和毛泽东讨论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是不是精神失常？我觉得他头脑还是清楚的，他就是充满一种疯狂的革命激情，他身上的个体化左翼色彩还保留着。张春桥肯定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沙飞虽然也入了党，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但他身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自由的思想。昨天也谈到，沙飞非常认同，并身体力行了“革命艺术是一种战斗的武器”的思想。其实主张革命艺术是战斗的武器，这个概念在1929年就有了。在延安的丁玲、萧军、王实味等，都认同革命文学艺术是宣传真理的战斗武器，所以持“战斗武器说”并不说明什么，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沙飞有一点王实味的影子。
依我看这里有两点：一个是他对聂荣臻司令员的态度；第二是他要和毛泽东讨论问题这件事，这些都属于“非常不合时宜”。我们知道有一个高长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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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高长虹1941年来到延安，他也是写信要和毛泽东讨论重大战略问题，本来还很好，把他作为民主人士，请他吃饭，也请他讲话。在高长虹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组织就不理他了，把他边缘化。到1945年他随着八路军到东北，高长虹也算是一个老同志了，就长期由东北局的宣传部把他养着。高老先生最后不知所踪，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奔放的老先生，他们都对革命组织缺少很认真的体会。
我的意思是沙飞的聪明才智和聂荣臻对他保护成就了他在晋察冀的13年。前边讲了，沙飞有所谓“历史问题”，今天我们看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事，第一，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北伐，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反共的时候，没有看到沙飞的反抗。第二，1931—1936年，沙飞在汕头当了国民党军队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放在1942年的晋察冀，这两点绝对是大问题。我看沙飞在激情和癫狂之下，有一种清醒在里面，他没有糊涂，他没有向组织上汇报交代汕头这段历史。他知道如果交代了这段历史，他就非常危险，因为当时情况下，党组织没有办法去“外调”，到汕头去了解他的历史。这样，轻则把他“挂起来”，重则如果是在陕甘宁边区，那就要送到边区保卫处的。沙飞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同事和朋友邓拓，尽管在《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的贡献，但就是因为历史上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还进过苏州反省院，在1944年夏至1945年春的整风审干运动中，被集中到边区党校，在那儿接受了长时间的严厉审查。所以沙飞啥也不说，而聂荣臻则是坚信他没有问题，对他很是重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