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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毛泽东带头讲“故事”——毛泽东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他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泽东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诠释着毛泽东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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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①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泽东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化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而且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蹿红的“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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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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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走向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人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揭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20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人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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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漩涡中的朱瑞①
对于朱瑞这个名字，今天的年青一代已经是很陌生了，人们或许只记得，这位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是在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役攻打义县的战斗中触雷牺牲的，而对于他的其他活动则知之甚少。但是，在当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朱瑞同志”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1939年6月，早年留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的朱瑞，奉命随徐向前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39年的山东局面与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然而，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手中必须有军队，尤其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主力部队，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入鲁的时间较晚。1938年春，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求派红军干部入鲁，以整训、壮大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红军将领张经武率一批长征干部随黎玉返回山东，不久就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而在这年的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的一个主力团与师部机关已陆续进入鲁西。
这样，中共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抗战新局面随之打开。革命在大步前进，行进中的步伐凌乱就被掩盖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的命令被无形取消。原由朱瑞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1940年被撤销番号，改由山东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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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老照片》第8辑，1998年；《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党史博览》2002年第10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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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指挥所属部队。1940年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唯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