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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后来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泽东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泽东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①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他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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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被删去，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第4—5页，1942年延安印行；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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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毛泽东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力不够。毛泽东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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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抗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第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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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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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泽东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带头讲“故事”——毛泽东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