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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经历了一个过程，促成其工作重心转移的导火线则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的审查委员会”。1942年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共鸣，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现象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甚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③但在内部，领导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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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37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38页。
③ 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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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①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揭露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②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他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③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④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⑤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在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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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④⑤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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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毛泽东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①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他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其实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在此之后保卫系统立即行动起来。本来，该系统在中共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杂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敌情研究方面，成绩十分显著。举凡一切涉及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都在反特机关关注的视野之下。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等。②如今，在特殊的形势下，这一整套的对敌斗争经验，被全部运用到党内思想斗争和组织清理的领域。
1942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③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④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虚构。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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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② 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③④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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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学委对康生等将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于党内，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揭出王实味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肯定。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泽东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①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之中，很快又再次发现“疑点人群”：1942年7—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4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鸣，② 最后都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 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与王明在莫斯科有工作联系的长征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儒，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
到了9月，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总学委的论断提供了证据——党内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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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② 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③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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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促使总学委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突出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内部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泽东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①
毛泽东严厉批评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②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③ 他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