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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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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党、军队、政治保卫机构,都在毛泽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他的政治智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既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又有敢于突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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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胆略。毛泽东是党内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又不是从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走出来的“书院型”思想家,在进行复杂的革命斗争,在解决党内矛盾,落实、贯彻他的革命策略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所有思考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性。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又是极其强势的,换言之,毛泽东在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其成熟的政治家,他拥有巨大的政治才干,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兴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毛泽东以“思想”为突破口,这既是全党思想转变的重心,也是扭转党的一切活动的前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指斥教条主义者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① 现在毛泽东又在演说中历数中共党内的盲目崇拜苏俄情结在思想宣传形式上的错误。毛泽东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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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随之在延安不胫而走。1949年后,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第4—5页;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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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①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教条主义,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他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紧接着,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2200余名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 ②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3000多名干部传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次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通过这几次大型报告会,毛泽东的新概念,在延安3万名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思想和宣传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历史上中宣部因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它自身也有一个思想和工作方法转变的问题,也需要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整顿。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党的核心层,这个“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不复存在了。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在1942年1月26日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代理。但是凯丰在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是这次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凯丰为了表示与过去的错误彻底决裂,亲自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他写道:“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③ 凯丰还联系实际,检讨了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工作中心任务的错误。④对凯丰的进步,毛泽东表示欢迎,在当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让凯丰做了会议的召集人,但为时不久,凯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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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已被删去,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②  《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③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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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于是毛泽东派了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①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

    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大胆引进党内资历较浅的年轻新锐,首先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进行了新的人事布局,对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也采取了和改组中宣部的类似的办法。1942年2月,毛泽东将老干部陆定一派往该报,4月,《解放日报》改组,陆定一成为主编,但博古仍继续担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一职。

    在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广大中下层干部对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意义,理解得并不深刻,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订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二、“和风细雨”: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渐次展开的,可仅仅依靠他一个人,还不能够确保运动全面、有序地进行,他还需要一些助手,也需要在既有的领导机构之外,成立某些新的临时机构来领导运动。众所周知,党的正式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然而当时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整风开始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绝大多数同志虽已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有关整风的部署,但是,对于一些过去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进自己的错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的事实,也使得他们不适合再来领导运动,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新的一元化的机构来落实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部署。1942年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的次数大为减少,周恩来、彭德怀等一些政治局委员也不在延安,在理论上属于政治局领导,新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就成了领导运动的最重要机构。中央总学委由毛泽东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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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开展的初期十分活跃,他甚至是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同时,毛泽东亲自挂帅,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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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康生任副主任。1942年底,刘少奇从苏北返回延安。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原来的一些书记处成员的职务被停止,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刘少奇为第一助手的中央一元化领导体制。

    与斯大林以肉体消灭为主的党内斗争的模式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强调以思想学习来推动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转变,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更善于交替使用“教育”与“外力推动”两种方法。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方法的多样化,不仅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的高超,更主要是因为40年代毛泽东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施用专政力量,毛泽东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清除党的领导层中的教条宗派力量,转换全党的俄化的精神气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而争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党内的思想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作风及风格来吸引、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其次,诉诸教育手段也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范式,它具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借用中国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融之以列宁主义的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思想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强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损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泽东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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