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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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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l年版，第38—42页。
③ 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載《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教育出版杜197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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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①。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今天看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例如：明确宜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应入予干部教育的范围”，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②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3．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未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比不上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③。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4．过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④，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⑤。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⑥。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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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打破旧的一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② 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5、44页。
③ 《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延安《解放日报》l944年3月11日。
④ 《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03页。
⑤ 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41一142页。
⑥ 《提倡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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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5．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知识分子和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甚至一度走到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地步，一些文化人因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深感内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①，“懊恼自己成了知识分子”，宁愿自己从小做“童养媳”，一直从事农业劳动②。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6．新文字运动具有试验性，表达了使底层人民在知识上文化上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却让老百姓不胜其烦，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激进共产党人文化改造的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根据地教育又是20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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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渐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70页。
② 陈学昭：《天涯归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一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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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的诞生①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泽东的理论和概念转换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重要的一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浩大的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笔者认为，无论从毛泽东的个人创造力，抑或是从思想改造对日后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而言，延安整风期间锻造“新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学界对有关这一课题的叙述，基本集中于全党思想统一的政治意义方面，对整风运动中的政治操作层面及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制度创设对整风的有效推动、锻造“新人”过程中的“思想”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均极少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中央总学委领导的、广泛推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的路径，作为整风运动政治操作的基本方式，对于整风运动目标的实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从“思想”打开突破口
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然而，在彼时彼地，可供毛泽东活动的空间却相对狭小，首先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尽管此时苏德战争激烈，但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对中共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寻求独立自主道路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分为实际的具体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拥有大功率电台的苏联在延安的观察组，他们随时向莫斯科汇报在延安观察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战略情报；后者主要是中共内长期存在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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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创设与政治运作》，载《领导者》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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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浓厚的精神氛围。在这两种压力以外，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对开展整风、反教条主义“正当性”的疑虑和抵触。
在1941年9—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931—1934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教条宗派分子”的绝对优势。但是，王明等在全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以迅速将党的核心层中的路线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教条宗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清路线是非”，既对事，也对人。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教条宗派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一命题扫清障碍。
从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中共革命胜利之巨大成效看，毛泽东的意图是有充分正当性的，俄式革命概念若不经中国化的改造和转换，事实证明，是难以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又确保了中共干部队伍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实现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只是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清除党内的盲目崇苏的思想，又不能损伤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更要维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还要考虑到全党思想认识的现有水平，故而毛泽东不能操之过急，他只能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整风之初，他暂时回避了敏感的领导层班子改组的问题，选择先从较为“形而上”的，也是所有问题之基础的“思想”入手，从而使得从1942年开始的行动显得颇为扑朔迷离。在一段时间里，党内上下并不都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意图，即确立中国党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推倒和清除王明路线在全党的影响，重建党的思想路线和改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尤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将各根据地的重要的领导干部调回延安？为什么当各地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后，又推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为什么要把延安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的许多日常的工作停下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和讨论？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仅需要沉稳细致，耐心等待一些同志的思想觉悟，更需要采用一些政治上的方法和步骤，包括创设各种制度，来落实他对党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思考，而他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强大优势则有力地保障了他的意图的落实。
1942年，党、军队、政治保卫机构，都在毛泽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