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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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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234、235、236、238、239、261、263页。
③ 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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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泽东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泽东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泽东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泽东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泽东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10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泽东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泽东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毛泽东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却因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洛甫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泽东洛甫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泽东刘少奇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泽东与刘少奇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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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与毛泽东洛甫结合相比，毛泽东刘少奇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泽东刘少奇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泽东洛甫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结合是一种以毛泽东为核心、刘少奇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泽东刘少奇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泽东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刘少奇的结合也预示毛泽东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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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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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抗战爆发仅一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57万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战时全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直接间接损失总额国币32亿74819000元，合美金九亿六千六百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元” ② 日本侵略使中国的教育的布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三个大的板块：“大后方教育”，其中高校内迁达52所③，沦陷区教育和根据地教育。本文所称的“根据地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根据地的教育，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最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对1949年后中国的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有关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学界已有若干研究④ 但仍有待深入，本文将对根据地教育的类型、价值及意义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
根据地教育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在过去中共瑞金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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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杨元石、黄道炫编的《中日战争共同研究之三？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48页。
④ 杨东平主撰：《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周谷平、袁玉华：《借鉴、融合与创新——抗日根据地教育模式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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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教育立足于抗日和革命的政治鼓动，特别面向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基层民众；二是在政治动员的同时，强力推动社会改革措施，注重对底层民众进行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的灌输；三是展开对中国文化的试验性改造。这三个特点体现在根据地的几种教育类型中。
根据地有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三种教育类型，使其区别于那时的国内任何教育类型：1．以培训党、政、军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干部教育系统；2．面对民众的社会教育体制；3．以培训初小学生为主的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这三种教育系统的创设．一是缘于现实需要，二是意识形态的要求。
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追求的革命党，抗战后获得合法地位，极须扩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共的抗日和革命的行列。对干部进行政治和思想训练在江西时期就是中共的传统，到达陕北后，原先的一些干部学校相继恢复，但成员基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扩大干部教育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干部教育系统在根据地三大教育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和社会教育系统及一般国民教育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不是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接受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其次，他们是“公家人”，没有私人财产，在革命队伍中过着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的生活。
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去过延安访问的各类人士，到了延安后都会对一种现象感到新奇，这就是在延安这块不大的地方拥有众多的学校，这些学校有：
1．培训中共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
2．培养中共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
3．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
4．培养青年干部的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5．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艺；
6．培养地方干部的行政学院；
7．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军政学院；
8．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
9，培养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