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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泽东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②，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③ ，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泽东刘少奇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④。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⑤。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⑥。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10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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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②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7页。
③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少奇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8—359页。
④ 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做过刘少奇的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⑤ 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在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顾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刊物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⑥ 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洛甫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17页。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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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10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泽东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泽东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泽东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1937年5月17日至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10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 ①。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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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未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指的“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是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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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是正确的” ①。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10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泽东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洛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泽东进而不谈10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泽东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 ③，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10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淡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泽东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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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30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商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镕、李吕、李雪略、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6月3日），参见陈绍略：《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6—29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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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①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10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②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