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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推出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创作美术作品，包括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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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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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泽东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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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熹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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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