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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改造的思想背景就是法俄革命，以今日观之，当年的左翼文化多是“肤浅、浅薄”的。
台湾那边反思的代表人物是尉天骢先生，他也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左翼的代表，在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讨论”中，尉天骢和陈映真是领军人物，当年他们提倡关心底层、面对底层，曾受到过余光中等的攻击。尉先生对五四时期到30年代的“反封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认为五四对“封建”的指控如同“判决”，对中国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抛弃，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他的存在之处，即使他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只能过着一个流放和流浪者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噩梦。尉天骢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行动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实践看，理想主义走向了帮会化和流氓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革命浪子”，这个词来自于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中国的某些情况可以形成对照。他说，狂热的理想主义是薄弱的，也是虚幻的，从理想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再一变就可变为对天堂主义的追求。尉先生对自由主义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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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发言（2005年11月30日），载《深圳美术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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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中国的自由主义鲜有传统读书人的骨气。他提出，真正的理想主义应在质疑中进行。尉天骢说：历史不仅是事实的呈现，它实在也是一种审判，这审判不管是对于过去，对于现在都是一样的。
我认为上述的一些看法是令人深思的，许多也是有依据的，例如：30年代的左翼作品确有肤浅、浅薄的毛病，而且左翼的“道德上的自我迷恋”也是事实。
但我个人认为，在反思左翼文化的时候，不一定要用30年代左翼决绝的态度。在考察左翼文化现象时还是应注意到左翼文化与20世纪中国历史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左翼文化的产生是有深厚的土壤，也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的“左翼文化”或“革命文化”兴起于1927年后。鲁迅先生曾说，其他国家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失败，而中国的情况则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兴盛。我想，五四也为左翼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就是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检视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年代中国两个主要政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的下端结构性的要素，就是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的概念——阶级斗争；共产党则是将列宁主义的上、下端都吸取了，1927年后，又融入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1927年以前，在总体上中国是没有左翼文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五四文化。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同享一个意识形态，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劳工神圣，两党的思想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共产党1927年以前参加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也就是左翼的主题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共分手后，左翼革命的主题完全凸现。这就是在一切领域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诉诸底层普罗生存处境的痛苦。同时强调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快速改变社会。
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叙述是从莫斯科和日本传来的。阶级斗争的叙述强调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侵略以及中国人对此的痛苦记忆，同时又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远景，在理论上，它叫“共产主义”，在现实，它就是“苏联”，在左翼十年（1927—1937），基本如此。在30年代初之后，左翼又增加了一个更具号召力的旗帜：“抗日救亡”，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了左翼革命的叙述之中，从此，左翼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又和五四的主题连接在一起。1949年前，中国的左翼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思想意识的很大的空间，就是由于占据了这两个道德制高点。
我认为中国的左翼文化不完全是来源于法俄，当然法俄的元素非常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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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自己的背景——“文以载道”的传统，利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传统。20世纪初就有这样一种利用文学艺术介入社会改革、参与社会改革的潮流。1927—1937是中国“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以文学、艺术介入社会、介入社会改革的10年，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更是直接投入到社会革命。“红色的三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是有区别的，文学改良重在呼吁个性解放，在阶级背景方面，在对社会贫困原因的叙述方面，都还是模糊的，而到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中，就清晰化了。
我个人对30年代的左翼文化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尽管许多作品和论述比较肤浅，但是在那个年代，左翼文化是一种呐喊、反映和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和感情。在那时的环境下，不允许一个公民社会的自然成长，风紧云急，为左翼文化的流播提供了土壤。
“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与4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化、根据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其间最大的差别就是，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还保有一种在革命框架下的多样性及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当40年代初革命在根据地走向制度建构后，经过全面的改造，“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或者叫“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就是“党文化”。其实这个词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马雅可夫斯基最先就用这个词，“党文化”一词在革命年代是顺理成章的，它其实也可称之为“整体性文化”。
整体性文化内含30年代左翼文化的元素，例如“阶级斗争”、“人民反抗”，更有40年代制度建构之后产生的新元素，诸如“立场、观点、方法”及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命题的提出；对个性主义的扬弃和对集体主义一致性的高度强调；对民族特点、风格，尤其是对底层农民文化的重视和吸取；以及较为单纯的本土视野等等。
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某些元素，如“阶级斗争”等被不断强化，而“国际视野”、“小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反抗”、“革命罗曼蒂克”等等，则迅速被稀释、退隐，到了“文革”前夕，“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已被完全改造为“整体性文化”，“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也就成了“三十年代黑线”，和“十七年黑线”一道，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江青的那个有名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实际就是一个升级版，是整体性文化的极端形式。
最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左翼元素的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左翼文化其中的进取、参与、反省、批判的气质应是需要的，它对今天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也许是一个“解毒剂”。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反省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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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的绝对主义思想逻辑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的。另外，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是否也有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的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多样性的存在，特别是在艺术的表达、内容的多样性方面应该有广泛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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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①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鲜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接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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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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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泽东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