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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已难解难分，他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国民党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思想和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虽然也做出了有限度的变革，但又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不能有效解决政治稳定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政治中心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个别或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又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自我圣化，又具强烈的军事性格，将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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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ia Hsia 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siety，pp。121—122； University of Berkerl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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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机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国内政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政治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终至崩溃。
孙科在民国史上的际遇表明，在蒋介石占主导地位下的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占压倒优势。一党专政、领袖至上、崇拜武力成为国民党的主导性文化性格。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活动天地狭小，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另外，孙科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是美国对华影响较大的抗战后期，此亦表明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调整方针，国民党内的自由派马上就陷入困境。
至于孙科本人原乃一读书人，身上颇具某种书生气质。其在民国政坛上叱咤风云几十年，风云际会，扮演各种角色，也许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的名声很大，事功却不显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时期，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企及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若干特点：多变、不独断、不固执、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中国政治人物向来缺乏的一个侧面，从而反映出过渡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命运的某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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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晚年岁月①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全面崩溃前的一片混乱，孙科于3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由广州移居香港，事实上已与国民党政权中断了联系，成为流亡海外的“寓公”。孙科在欧洲、美国一住16年，息影山林，潜心读书。1965年返台湾定居，次年出任“考试院”院长，在其晚年的最后阶段，又开始了颇为忙碌的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去世。
蛰居海外
孙科于1949年7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1950年夏，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也没有请孙科参加，仅由洪兰友向其通报简况。孙科向洪兰友表示，国民党应当改造，但在改造之前应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决议才算合法。不久台湾的报纸就出现了攻击孙科的报道，并风传孙科将来台湾当“副总统”，于是有关方面对孙科来台竭力加以防范。台湾方面既不欢迎孙科来台，也不给他发放申请赴美的护照。在孙科方面，既已对国民党前途不抱希望，无奈中也只能在香港暂时住下。
中共曾通过有关方面与孙科联络，但孙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革命的胜利怀有很深的对抗情绪。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感到无限痛惜，为此他拒绝了中共方面发出的欢迎前往北京的邀请。
孙科在港居留将近一年，这一段时间，因大陆失败的刺激和国民党前途的黯淡，孙科对于时局深感“悲观”，“情绪非常不好”，以致“身心交瘁”，对政治及一切均表倦怠。孙科在香港的宅邸每天都有流寓在港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10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要员，后因人数增多乃改为5元，但是，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孙科遂决定尽快离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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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载于《纵横》1998年9月，总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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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本无久居香港打算，他看不出在香港有什么前途。他既无法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护照，于是一来港，他就向港英政府申请出国护照。但是在1949—1950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受到困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港英政府以诉讼未决，不得离港为由，拒绝签发孙科出国护照。直到1950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出国。
1950年秋，孙科偕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60岁。
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颇为优越。1950年寓居巴黎后，在养病之余，经常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下榻之所则非高级宾馆不住，异国之绮丽风光、丰富的餐饮，似乎已洗去孙科多年从政的疲惫。
孙科在巴黎寓居两年后，决定转往美国。1952年7月，孙科夫人先行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孙科在12月下旬才启程。孙科夫妇住其长女孙穗英家，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在此地居住4年，后迁至洛杉矶南面临海的LagunaBeach。
孙科在流寓美国期间，台湾的蒋介石对其不闻不问。偶尔有少许大陆时代的故旧前往寓所探访。1961年，陈诚以“副总统”身份访美，也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孙，并没有专程前往探访。国民党驻美机构与孙科也无往来。
大陆方面仍惦记着孙科。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英国人马坤，请与孙科有数十年私谊的马坤代向孙科致意。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外国，中国政府欢迎孙科返国。
然而，此时的孙科似乎已倦于政治。他没有对周恩来的口信作出回应。孙科深居息影，俨然“闲云野鹤”，在南加州乡间闭门读书，只是生活颇为清苦。已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孙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其夫人陈淑英负责烹炊，孙科则收拾洗刷碗碟，洒扫房间。有资料说，一段时间内孙因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然他每天到附近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退休老人的困窘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
赴台定居
1965年孙科已经75岁，自1949年退出政治，流亡海外也有16个年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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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孙科作出其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选择：赴台定居。孙科曾在1948年冬春之间去过一次台湾。那一次他在台湾只住了两周就返回南京，而这一次到台湾却是一去不复返。
在孙科寓居美国十多年的流亡生活期间，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对他表示出任何关心和重视，孙科也从未返回过台湾。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大陆时代众多的国民党元老全被其“闲置”起来。在历史上多次与蒋反目的孙科更不能在台湾立足。1965年前后，孙科已步入垂暮之年，多年蛰居海外，虽然清闲逍遥，但静极思动，加之在美国生活颇为艰苦，诸般杂事皆须自己动手，孙科已年迈体衰，感到在美国生活诸多不便，渐有归台之意。在台湾方面，自60年代初始，孙科的某些故旧也为孙科赴台多方活动。1962年“双十”节前夕，中山县籍“立委”刘崇龄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说，“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副主席和行政院、立法院院长。最近孙先生于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也表露出有思乡之感”。刘崇龄要求当局主动邀请孙科返台。时“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道，“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国，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尽先邀请的名单”。在这以后，孙科的故旧、国民党元老梁寒操等粤籍要人积极活动，具体安排孙科赴台事宜。
经过台湾方面与孙科的接触，双方确定孙科以参加纪念国父诞辰100周年活动为由返台。1965年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台湾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