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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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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弊端”，都有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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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检看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可能也多少留有“闪烁记忆”的印记，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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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1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3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18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20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39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49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59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71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82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9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10
孙科的晚年岁月／126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135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139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50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162
“新人”的诞生／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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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207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217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221
革命女性陈琮英／228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235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244
能不说丁玲？／257
初读《杨尚昆日记》／270
读《七律·有所思》／279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289
小人物，大历史／300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324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332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339
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344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350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385
后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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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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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①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