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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3页。
②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2页。
③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第52页。
④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57页。
⑤ 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1944年5月3日），《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4页。
⑥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6、65页。
⑦ 孙科：《民主世界中的民主中国》，《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页。
⑧ 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5页。
⑨⑩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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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恢复了抗战初期赞成联共的政治姿态。
孙科对共产党态度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他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心理”与反共“作风”。
孙科认为，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已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民主潮流的特征之一是联共而非反共。他指出：“十年三十年前，世界许多国家，也是同我们一样，讨厌共产党，害怕共产党，要消灭共产党”，致使“反共潮流逐渐变成反民主的潮流”，终于“酿成这次世界大战”。及至今日，“民主潮流已将反民主的潮流压倒，也就是把反共的潮流压倒”。反共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孙科指出，“英美现在已没有反共的宣传”，“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现在亦已放弃反共，且有共产党加入政府”，①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孙科质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保持‘反共’、‘防共’的那种作风的必要？”“一面容共，一面反共，这不是矛盾吗？”孙科要求国民党“扫除反共心理”，他指出，“我们不能脱离世界”，“‘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②孙科批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非用武力不可”的论调，③他一方面强调“军队必须统一在国家系统之下”，④同时又指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在于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孙科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以理智的判断求其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只看我们同志间能否改变心理与作风”。⑤
孙科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上述批评，并非表明他赞成中共的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看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孙科主张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是基于如下几个重要因素。
孙科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解散，中共“进行共产革命”的“国际背景”已不复存在，对其已不必“害怕”。而苏联则因为要在“一、二十年里复兴，发展国内事业”，“希望中国对他谅解，维持友好关系，亲睦善邻”，因此，中共“要进行共产革命”，不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不赞同，就是苏联也不许可”。⑥孙科认为，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中共对遵守三民主义所作的承诺，即“1937年共产党已经改变立场，公开宣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原则”。⑦他说，这个承诺表明，中共“已经显明地认定，使中国仿效苏联式的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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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1、62页。
②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6页。
③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页。
④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1页。
⑤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6页。
⑥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0、71、67页。
⑦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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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化是不适宜的，而且是不能实现的”，① “这种信念是经过与国民政府悠久的九年战争，企图夺取政权终于失败后，才产生出来的”。孙科断言，这些情况使“中国共产党非走上三民主义的路”，“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要害怕，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②
另外，孙科相信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主张承认中共对部分地区控制之现实。他说，“如用武力暴力要求统一，那只是假的统一，只是一时的解决，是不会永久维持的”。明确表示反对在“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再来进行内战”。孙科强调，“不但人民经不起这种牺牲，试问，国家的前途还成个什么样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所谓剿共其实没有法子去做，因为头一件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孙科提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③
最后，从对东北前途的预测上，孙科深虑反共必危及国民党命运。孙科长期留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分析有一定的预见性。在1944年，孙科即预感苏联将出兵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孙科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与苏联还没有密切合作，他也许不会来找我们，也许来不及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④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国民党，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为此孙科重申，“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正因对国民党前途充满忧虑，使得孙科对内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44年当一些国民党中委向孙科鼓吹“对中共非用兵不可”，散布“国内战争迟早要打”时，孙科一再劝诫他们：“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路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⑤
孙科在1943—1945年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士接触密切，1944年7月3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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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5页。
②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0、71、67页。
③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2页。
④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68页。
⑤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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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与美使馆随员谈话，要求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使“政府军及共军均应用于抗日”。孙科声称，“美国如出以高压，蒋的意见可改变”。①孙科利用美蒋龃龉，对蒋介石旁敲侧击，使蒋进退维谷，大为恼怒。1944年5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孙科与中共“勾结”，美国从中助长，图谋推翻政府。②1944年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作“论三种自由”的演讲，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③9月27日，美蒋冲突因史迪威事件白热化，蒋介石约见国民党重要官员，声明“绝不为任何压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同汉奸”。④然而孙科并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们要模仿法西斯的作风，才是自力更生吗？”⑤ “假使我们真的要‘反尾巴主义’，那么只有回复到闭关时代。”⑥1944年夏秋之际，孙科与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时这些人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孙科对此表示赞成，并说他也可以秘密参加，但对内对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⑦孙科1943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也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1941—1942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严重危机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一度抱有的敌视态度。
二、孙科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坛又开始新一轮的变化，国共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工作”。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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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4、725、727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7页。
⑤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79页。
⑥ 孙科：《论三种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第105页。
⑦ 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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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正式开幕。政协会议是国共双方及各党派讨论战后中国建国方案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性的会议。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挑选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各方所共同瞩目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