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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的坚强组织”。③意见书拟定后，滕杰立即找到任中央党部秘书的曾扩情，曾对滕杰的意见书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决定以滕杰的意见书为号召，集合同道，至1931年9—10月，在南京举行过两次聚餐会，参加者达20余人，滕杰等迅速派人前往上海、杭州、安庆、济南、开封、北平、南昌、武汉等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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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②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0页。
③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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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秘密联络黄埔毕业生和建立核心组织的活动。此时力行社之名还未问世，这个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秘密政治组合当时即被称为“护国救党筹备处”，办公地点即设在南京二郎庙街康泽的掩护住所——“康泽医院”内①（康泽的回忆对此段史实及“康泽医院”皆未涉及），由滕杰担任筹备处的书记，负责与各地核心组织联络。
这段时间约在1931年10—12月，蒋介石此时对筹备处活动还未闻其事。滕杰等以为蒋介石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意”彼等做法，因此未报告蒋。然而事实证明，滕杰等的担心完全多余。当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故里后，约在1932年1月中旬，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力行社发起人之一）处，获知了黄埔学生的活动，蒋介石对此表示十分赞赏②。邓文仪立即给在南京的滕杰一封密函，通报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的赞许使南京黄埔毕业生的活动“更积极进行”。滕杰、贺衷寒、酆悌、康泽等加快了秘密组织的筹组活动，并迅即组成了三个秘密行动小组，以南京为中心，兼及上海、杭州，调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③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④（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外”的长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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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3、71页。
②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4页。
③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8页。
④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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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①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日。②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③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④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⑤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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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② 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
③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36、138页。
④ 肖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71页。
⑤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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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说。①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②事隔几十年后，冷欣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③。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况，当年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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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
②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1页。
③ 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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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①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1、“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层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是决策机构。内设干事会，分设书记、组织、宣传（有时称“训练”）、特务等处，1937年底又加设经济处。力行社内与干事会平行的，还有检查会（亦称“监察会”）。干事会、检查会及各处处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