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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乏基础的少数人的局部活动，除了英、美派知识分子基于理念长期不懈努力之外，30年代初，随着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日帝侵华，全国各阶层、各政党强烈要求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要求结束党治、尽速实现宪政的广泛的政治活动，①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开始宪政筹备事宜，蒋介石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纾缓国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程度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把政治开放集中在技术性的外交、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著名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等继续担任中国政府驻国联和驻美使节。1934年征用清华大学历史教授、主张集权改革的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联关系的特殊使命，继而担任外交部次长。
政治与经济方面。1932年11月，旨在改善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由钱昌照、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集了一批国际关系、经济、工商、教育、科技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参与改革政治社会、经济的调查、设计工作。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流学者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旳、吴鼎昌、张嘉 、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军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转入工业建设领域，具体从事经济资源的调查、开发，积极筹划中国的重工业建设。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担任院长，下属的9个部长中有3个由专家主持，他们分别是王世杰、张嘉璈和吴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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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33、434页；另参阅《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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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专家、教授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征用一批著名的法学家如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征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专家参与组织经济、外交的工作，这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质疑的。30年代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专家付之阙如。蒋介石引入部分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和经济领域，只是对党治国家的粗糙的外部形式所做的若干修饰，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决策并不能起重大的支配性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征用技术专家，毕竟表明国民党的封闭体制已开始有所松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参与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使得经济生活中技术理性有可能得以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保留大量传统痕迹又吸取部分西方文明因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趋向。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并巩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新强人统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作若干移植，但在核心层面仍大量保留集权的传统政治行为，由蒋介石以集权形式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社会变革。
国民党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反映在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新传统主义。国民党重视用民族主义资源输入党治国家结构，蒋介石并不主张盲目复古，他也提倡学习吸取西方科学和技术管理知识与经验，但强烈地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以传统的方式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其全部功能是配合国民党的现实政治需要。
1928年至1937年，蒋介石竭力以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处理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推行国民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国民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因反共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而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政治结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也无法有效社会化，从而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纪律荡然无存，而实际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28—1937年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表明，国民党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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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1928年后，国民党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政治创新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虽然在若干领域取得成就，但最终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性因素也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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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①
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30年代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党内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几十年来，国民党对力行社的组织及活动内容讳莫如深，甚至故意迷惑视听，“有意混淆外界的认识”；②加之力行社组织系统复杂，机构层叠重匝，多以其基层组织复兴社的面目出现，有时则若隐若现，使得外界很难窥其真貌。尤其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前夕，已尽行销毁所有力行社原始档案，因此力行社的一些基本史实，至今仍晦暗不明，只能把某些回忆录作为主要资料来使用，造成了若干史实谬误。笔者认为，在对力行社的研究缺乏原始档案资料印证的条件下，应参照、比较多种回忆资料，进行细致的鉴别和辨析，这是正确陈述史实的基础。本文则根据近年台湾披露的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干国勋等的有关回忆，参照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邓元忠研究力行社活动的论文，就国内民国史和现代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康泽的关于力行社回忆中的失实之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问题进行考释，以澄清这两个至今仍混淆不清的基本史实。
一、“复兴社成立在先，力行社成立在后”，与事实不符
目前，被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力行社、复兴社的成立日期，主要来源于当年参加过该组织人士的有关回忆。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提到：“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具体时间则是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的1932年4月间。③与康泽的回忆相矛盾，黄雍回忆力行社成立复兴社之前，④但是，黄雍未提及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日期。由于康泽系当年力行社的骨干人物，长期位居国民党要职，因此康泽的回忆就被视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关于“力行社成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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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②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③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8页。
④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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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之后”的说法，一直被某些论著辗转引用。①
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神秘组织。干国勋在回忆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的重要背景情况，提供了力行社从酝酿到成立的大量具体情节，纠正了康泽回忆中的若干失实之处。
干国勋回忆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明确了最初酝酿成立力行社的时间、地点和倡导人物。第二，他具体回忆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和成立的详细经过。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我们始知道，力行社的最初酝酿是在1931年7—8月的日本东京，而非康泽所忆，是1931年11月的南京；力行社组织的原始发起人也并不是康泽所说的蒋介石（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即成了该组织的事实上的发起者），而是当时在东京留学的原黄埔毕业生滕杰，力行社的最初组织雏形是由原黄埔学生组成的“护党救国筹备处”（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有涉及）。
1931年7—8月，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的一批原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滕杰、贺衷寒、葛武棨、周复、潘佑强、肖赞育等，有感于日帝加快侵华步伐，同时又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壮大深怀恐惧，从而萌发“安内攘外”思想。在经过两次聚会后，这批国民党留日学生决定推滕杰等迅速回国，向南京中枢陈述他们的看法。②
滕杰返国，正值国民党中枢分裂、宁粤激烈对抗之际，国民党党政要人根本无暇听取滕杰等的意见，滕杰受到冷遇，“觉得前途悲观”，于是决定先草拟一书面计划，以此计划与在南京的原黄埔学生先行联络，约在1931年8月间，滕杰即拟出一意见书，略云：“在极端秘密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为“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深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③意见书拟定后，滕杰立即找到任中央党部秘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