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活用品；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亲切友善，她们永远会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复印机。在Jean的影响下，“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敬业，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服务”的精神，而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看到“中心”一个个如此善良的好人，怎么不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看惯了衙门办事人员冷脸的学者生出无限的感慨？
由Jean组织的 “中心”每周六的郊游活动也给来访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关教授特地买了一辆大的越野面包车做为私用车，为的是为多载一些学者去郊游；萧今也是开一辆面包车，多次专门来雅礼宾馆来接我和其他学者。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脚，伤不重还能走，于是Jean就安排当日的活动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武汉，现已六十多岁的胡伯威先生，也有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年轻的董瑾，大伙儿三三两两，坐在海边听沈志华讲朝鲜停战问题，那种亲切随意而又充满人与人友善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几年，“中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把关注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去年十月，“中心”主办了内地部分县乡长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对话。“中心”还有新的举措，这就是为年轻的研究生提供交流和互相切磋的便利，今年年初，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一国和地区的66个博士生，在“中心”主办的的“当代中国研讨班”上交流论文，分享看法，听说“中心”以后每年都将会举办这样的讨论班。
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改名叫“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
自1998年我第一次来“中心”后，我个人的研究也从“中心”获益很多，我利用“中心”所藏的丰富资料，修改补充了我的书稿，该书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又利用“中心”的资料，撰写了有关“鞍钢宪法和鞍钢工人生活”等论文。我在“中心”的体会和收获是如此丰厚，我由衷的感谢’‘中心”，感谢“中心”的所有朋友，感谢在这里相遇的每一位学友。
上个月中旬，我在从台北返回途中再次来到“中心”，景物依旧，只见又一批研究者正在孜孜埋头研究，Jean还是那样忙前忙后，她正在准备“中心”为配合中大成立四十周年而举办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届时将有来自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集“中心”，我为有事不能来参加会议而深感遗憾，在此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在“中心”，我见到了老朋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我停留时间较短，没有机会听张鸣的报告，请求Jean开一个特例，让张鸣先讲一次，Jean征求他的意见．张鸣慷慨允诺，我这就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分享了他的有关“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新见解。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我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关教授和Jean在这里主持这个“中心”，“中心”的这种功用和人文氛围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学术和生活的方式，这是远古“Academic”的声音在现实世界
388
———————————————————————————————————————
的回响，未曾料想，在红尘万丈，物欲功利横流的当下，在关教授和Jean的辛勤耕耘下，在“中心”，我竟然能找到那种只有在典籍中才能体会的“学术家园”的感觉！
能不忆“中心”？
2003年12月30日于南京
389
———————————————————————————————————————
后记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一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有朋友在谈论当代新诗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再更广义的范围，今天五六十岁的许多人，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翻读北岛赠我的自选诗集《守夜》（1972一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头看，还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革命的最后的阶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来源于那个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改组、大动荡之后，还有许多“空隙”，也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劫后未毁的“黄皮书”、“灰皮书”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毁的书籍、音乐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风机。被打散的新、老“贵族”的孩子们（大院子弟、知识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们，在经历不“文革”的狂热后，又重新聚拢，因而有地下读书沙龙，有郭路生（食指）的诗篇《我相信未来》，就是在分布全国的北京下乡的知青中，也有许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军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与人是隔绝的，南京的“老贵族”——国民党遗老遗少，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国建筑和夏日遮阳的林阴道；大院子弟都去当兵了，至于知识名流，本来人数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断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气儿，他们的子弟就更谈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贫痛的文化土坡上是不会产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人们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没有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极少思想可交流的志同道合的
390
———————————————————————————————————————
朋友。在那种环境下，甚至每天都得严格规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而北岛他们有一个多么宝贵的朋友圈，费尔巴哈的话完全正确：窒息的、封闭的环境可以让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枯萎。
然而，70年代的思想碎片铺就了通往80年代的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那些狂飙突进的日子里，北方的风吹拂校园，1987年后，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有两个思想群落，朋友们随时切磋交流，没有任何世俗功名心，都是那么纯真和坦荡，或许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气质。1988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老前辈李锐、黎澎、冯兰瑞等。那时我刚参加写了一本当代台湾史的书，于是在会上发言谈台湾权威政治的演变，其时台湾刚解严不久，人们对此话题兴趣较大。也记得萧功秦在会上大谈“新权威”，引起许多与会者的争议，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却赞他是“真性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今天。外省青年在北京，在这历史的交叉点上，看到会场上的一个个雄辩之士，意气风发，优国优民，真正感受到了时代风云的激荡，以后风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为生命中的难忘的记忆，现在回想起理想主义的80年代，还不胜留恋。
在80年代的思想风云中，我也写了一些思想类的文章，但是多和自己的专业有关，有两篇还发表在刚试刊的《上海理论》，由此认识了编辑杨晓榕，很快彼此就成为好朋友。但是严格说，我是那些思想论争的旁观者，这十年，是吸取思想养分，积累、积淀的十年。读了历史，知道了历史研究的“家法”，作为青年教师，我参加了几本有关抗战史和台湾当代史的写作，但是有自己个性色彩的文章并不多，只有收入本书的谈孙科宪政理念的那篇论文。
90年代是沉潜的十年，也是埋头耕耘的十年。在市场化大潮汹涌的大环境下，守住自己己的一份小天地，会有些许寂寞，可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你期盼的吗？今天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扑面而来，可是我要的难道是这样的“市场化”？不解，也是无力，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
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素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进人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
391
———————————————————————————————————————
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这本集子的那些文章，半数以上是2000年后写的，它们既是学术的，也蕴有“问题意识”，它是不是70年代的种子，在90年代和新世纪结成了“果”？我不知道，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变与不变，都在这里立此存照，而所有这一切，都和那个革命年代有关。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新史学丛书》的策划人向继东先生，我与向先生素未谋面，他在电话中热情相邀，当时我因母亲病重，没有心情和精力整理文稿，是向先生一再催促，才使我坚持下来，他还对如何将我的文章结集，提了很好的建议，促成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