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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运动，如果是发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领导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而如果源自北方，则对现代文明多带有破坏性的色彩，如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10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囯的功绩。
由于镇压太平天囯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洋务新政。
义和团是一场带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它的政治口号是“扶清灭洋”，幻想恢复九州一轨、天下同风的天朝旧梦，以为只要把洋人赶尽杀绝，天下就可享太平了。义和团运动从表到里、自始至终，都交织着谶纬图说和奉天承运的梦呓，成为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经之路。清末，大批知识分子从南方和江、浙北上办学，利用朝廷举办新政的机会，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风气渐开，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并以天子脚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大势。
北方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汇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对全国有巨大的辐射力，实与皇权政治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北方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将随之消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开始了它近几百年来最沉闷的一段历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坐在皇权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远瞩，耳鼻灵敏，当月晕础润之际，能够发现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它可以为这种变革催产，但它却不可能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第一批的实践者产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
近代史上开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南方人干的；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数长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团的统治，也是南方人充当先锋；第一次尝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则是在东部上海建立的。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硬拉进了20世纪的国际舞台。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却的文化遗址。当世界已经进入民主时代，西北人好像还流连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下，缅怀着盛唐的繁华。西北有过最辉煌的历史，但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对照，难免使西北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对抗的天赋力量的象征。
第66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14）
共产党进入西北，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和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又对东部集团进行了破坏性的改组，为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但蒋介石的政府，是以东部的利益集团为依托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即使在抗战八年期间，仍能苟延残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但当民族战争告一段落，国共两党重燃战火以后，当年饮鸩止渴的恶果便马上显露出来了。在短短三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败如山倒，实在并不仅仅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事情，一是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二是西安事变。都和西北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固守观望。这竟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将取决于西北的向背。变革的浪潮席卷着南方和东南沿海，这只是一个开头，它最终能否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随这种变革，才是成败的关键。当我们回顾1911年至1937年这段历史，镜头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读李白的诗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历史是会重演的，因为历史并不会消失。回首前尘，中国社会转型的来龙去脉，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历历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读一惊心。
天不变，道亦不变。
跋
1985年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军阀》，内容是反映民国初年南北政治的嬗变。在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完成从帝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为什么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的民主政制？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人物，而我们却冒出个袁世凯，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堆军阀？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莫非这片土地真的与别不同？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明治维新后能够迅速崛起，而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辛亥革命后却陷入了漫长的战乱？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
这些疑问，在《军阀》一书中没有回答，但它在我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1980年代末，我写过一系列短文，试图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与演变的原因，与地理、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虑。
1995年，我和花城出版社编辑林青华谈到这些想法，他非常感兴趣，建议我写成一部小说，作为《军阀》的续篇，这就是我写《草莽中国》的缘起。林青华还提议我以民国初年的中国外交为题材，再写一部小说，与《军阀》、《草莽中国》合成完整的“民初政治三部曲”。他的构思很吸引人，我亦跃跃欲试，可惜最后出于各种原因，只写成《草莽中国》，而未能完成三部曲，而林青华也离开了出版社，到大学任教去了。
我深信《草莽中国》所提出地缘文化、区域文化对近百年中国革命性质的重大影响，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远影响，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所以不太希望以小说形式来写，但林青华非常热心地想促成“三部曲”这个大计划，力劝我写成小说，我尊重他的意见，结果就有了1996年花城版的历史小说《草莽中国》。它是我在《军阀》之后对中国问题苦苦思索十年的一个小结。
2006年，我接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图书中心李黎明的电话，他说计划重版《草莽中国》。我非常吃惊居然还有人关注这部书，而尤使我兴奋的是，他也认为小说体裁所特有的野史、猎奇色彩，难免会减弱作品的思想分量，他建议不如以史料为依据，秉笔直书。这与我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作太多商量，便取得了很好的默契。
非常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这个重新修订《草莽中国》的机会，对史料进行了重新梳理、补充、订正，于是有了现在这部《大国的迷失》。尽管原来的《草莽中国》也没有虚构的情节，但修订后，抛弃了小说形式，删除了大量无关宏旨的描写，使脉络更加清晰，而读者亦可以排阖直入，直捣核心。
这十年来，史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更多的史料也已公之于世。但我依然毫不怀疑，本书所提出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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