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在他的锦囊之中，也没有什么妙计。2月10日，红军围攻南丰，然后向蛟湖、霍源退却，这是诱敌深入之计。国军盲目追击，在蛟湖陷入重围。2月26日，红军攻入蛟湖村，和国军展开白刃战。
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气温骤降。衣着单薄但斗志旺盛的红军士兵，端着步枪、土枪、梭标、大刀，高喊着战斗口号，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国军死伤枕藉，狼狈溃逃。五十二师师部直属部队被红军包围攻击，全师尽没，师长自戕。
前线接二连三的败绩，蒋介石在南昌愤慨难当。2月29日，霍源、东陂又传噩耗，五十九师全师溃散，师长被俘；十一师全师覆灭，师长阵亡。
蒋介石回天乏术，痛心疾首，从此对共产党益觉切肤之痛，非置诸死地而后安。1933年6月，蒋在牯岭召开南方五省主席和各路军高级军官会议，围绕怎么消灭共产党，人人出谋献策。
鉴于洪湖地区的成功经验，蒋介石又重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调，厉行封锁政策。并采纳德国顾问的意见，以1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撒下1。5万公里的包围线。
这条“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毛泽东语）的中国马奇诺防线，对苏区正面，第一步，建筑碉堡构筑封锁线，以限制红军之活动。第二步，将封锁线向前推筑，以缩小苏区范围与突破苏区。第三步，在封锁线推进至相当地带，各方面军队气势连合时，一鼓而歼之。
而后方则采取严密封锁，凡关隘津卡择要构筑碉堡，封锁物资运入苏区，杜绝红军之往来联络，并构筑桥头堡、护路堡维护交通。凡城市及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区，构筑碉堡，保障地方安全，为推行政令，组织保甲，训练民众之据点。
为了确保计划的实现，南昌行营把江西划分成八个区，以便各部队在分配的区域里按规定展开。
这条规模巨大的防线，确有其独特之处。内中不仅有纵横交错的碉堡群、公路网，还有非常周密的后勤网，包括弹药仓、粮秣仓、病院、绑带所、中继站等等。参加围剿的军队，进行编制装备大改革。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排长以上军官都要接受训练。不论职位高低，一律穿布质军衣，吃大锅饭，和士兵同甘共苦，师长也脚穿草鞋，脚底抹桐油，背米袋，和士兵一起行军，大有卧薪尝胆的劲头。
国共两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也是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开始了。
当蒋介石正密锣紧鼓地计划新一轮的军事围剿时，共产党正在苏区全力以赴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其目的是把农村的地主、富农查出来，把农民的阶级成分划清楚。
查田运动很快演变成一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哪个县哪个乡查出的地主、富农愈多，那个地方就被评为模范县模范乡。结果各地的地主、富农愈查愈多。在湘赣地区，还查到二三代，甚至三四代，只要放过几毫子债的，一律划为地主或高利贷者。许多农民逃到外地躲避风头，以致苏区大片大片的田地丢荒了。
第42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4）
在这种经济困难、人心动荡的时候，中央苏区又不断发出扩军号召，除了猛烈地扩大红军之外，还建立作为后备军的赤卫队，要求所有18岁到40岁的工农劳动群众，不分男女，一律加入赤卫队。并且把1933年5月定为扩军的“冲锋月”，“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要扩大红军一万人（赣八千闽二千），六七两月，每月扩大六千（赣四千五百，闽一千五百），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领导群众来完全实现的切身任务。”《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九期。红军的数目大大增加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未经炮火洗礼的新兵，迅速被派往和国民党精锐之师作战的前线。
国军为了隔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攻占红七军团的防地黎川，然后继续南进。而当时红军对怎么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依然举棋不定。
毛泽东主张在强敌环逼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一些城镇，收缩战区，诱敌深入。但中央对这种游击战术不屑一顾，坚持要打阵地战，不丢失一寸土地。因此，黎川丢失，便成了闽赣军区“动摇、恐惧、退却、逃跑、悲观、失望、惊惶失措的种种右倾情绪”的罪证。
在单纯防御的策略指导下，红军急于夺回黎川，甚至不惜转到外线攻打黎川以北的国军阵地。屡攻不克，又去攻打东北侧的阵地，还是攻不下来，结果从此处于被动地位。
12月12日，国军九十六师、五十三师和第六师在黎川东南方与红五军团激战。黎滩河两岸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天空中又下起了冰冷彻骨的雨雪。国军十九师、九十四师和十一师、六十七师各一部星夜驰援。双方展开几度白刃肉搏。最后红军不支而退。
当双方胶着之际，毛泽东曾提议打到江、浙去，直捅蒋介石的老巢，“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此计中央不用。毛泽东遗憾地说，不打江、浙，是不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支以南方山区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直捣江、浙这个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重地”，恐怕也不是必操胜券、立奏奇效的上策。
1934年元旦前后，战况一度沉寂。至2月转趋激烈。九十四师在樟树西侧和红一军团交火；十四师在小鸡公山、熊家寨和红九军团相持。由于红军死守阵地，火力完全受制，伤亡惨重，不得不向广昌败走。
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又奏肤功，内心喜悦，莫可名状。
由于军事失利，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空气，在共产党和红军中迅速蔓延。10月中旬，中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外，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向西突围。对这次大转移，军委没有任何具体布置。许多在党内受到排挤的干部都被趁机甩掉了，甚至有人提议不让毛泽东跟着大部队转移。到最后考虑到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影响太大，才勉强同意他加入转移的队伍。
事后，刘伯承批评说：“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日报》1975年10月19日。
当时的战局可谓一团糟，败耗频传，人心惶惶，要从容准备，谈何容易。
红军突围之初，其意图仅仅是到贵州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来行军路线的改变和延长，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董必武感叹地说：“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董必武《出发前》。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
第43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5）
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根据占领瑞金后所获材料，判断红军的行动，乃是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于是连忙调兵遣将，组成追剿军，循迹追踪。
中国的前途命运，将取决于这场长途竞赛的胜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取决于红军所走的路线和方向。
红五军团负责保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他们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生死搏斗，伤亡惨重。当他们经过一个月苦战，突破了三道封锁线，西进快到湘江时，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意图，调集了15个师共40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了第四道防线。中共中央一筹莫展，只好命令部队死打硬拼。
为了确保中央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全部红军竟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保护中央机关。
国军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两天两夜，不停地以波浪式的冲锋，猛撼红军阵地。经过惨烈的血战，当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人数已经由出发时的10万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他们已经获悉蒋介石为了阻止他们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在湘黔边界设下了重重封锁。毛泽东非常明智地提议，主力红军放弃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改道向遵义前进。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这依然是避敌的权宜之计。这支流浪的队伍，究竟要在哪里安营扎寨，别说国民党无从猜测，就连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也还委决不下。
是向南，还是向北？
红军打下遵义后，在这里召开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定。关于红军的去向，会议仍然认为是“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红军迄今并没有北上的意图，甚至还想打回江西老区。如果红军真的把这种雄心大志付诸实行，也许中国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事实证明，红军的方向不是西南，而是西北！是茫茫的黄土高原！
关于开赴大西北的最后决心，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和从川陕开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定下来的。
会上对红军的落脚点，有过激烈辩论，这是共产党对红军向南还是向北发展的问题，所作的最后一次争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主张红军向川康——也即向南方——进军，反对毛泽东提出红军开往陕甘边区——也即向西北前进——的意见。但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到了8月，张国焘抵制北上计划的态度，逐渐公开化了。他拒绝执行继续北上的命令，重提南下的主张。在北进和南下问题上，红军的分裂已势不可免了。1935年9月的一个夜晚，张国焘命令红军回师南下。中央于9月9日急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然而，张国焘继续麾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围攻，损失惨重，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事实证明，对于红军来说，北进至陕甘地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几经艰辛，直至第二年的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力才在宁夏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第44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6）
大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