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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从来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相反，交通的闭塞倒成了他们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有利条件。20世纪西方文明虽然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但在海拔1500米的黄土高原面前，也只能望“土”兴叹，徒呼奈何。
除了大西北，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会如此完美地保存着五百年前的风貌，也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西北的工商业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后的阶段。西北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但由于交通不便，即使开采出来，也不易运出去。
人们靠土地生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恒古不变的循环之中，孳息不绝，进进不已。
西北是沉默的，但是，它对中原影响之巨大，也许再过几个世纪也无法磨灭。一曲“信天游”，就像周灭殷商，秦灭六国一样，它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西北一向是秘密帮会、教门横行的地区，清代影响最大的收元教，主要就活跃于山西、陕西、河南一带。据清雍正年间的统计，山西有白莲教、混元教、混沌教、龙华会、皇天教等教门的流行；在豫西地区也有桥梁教、哈哈教、悟真教、大成教等五花八门的秘密教门，成为教案频发的地区。
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主人。自从清末废科举之后，传统的入仕之途断绝了，乡村的士绅精英纷纷跑到城里，因为只有在城里，才有机会爬到社会的上层。而他们在乡下的空缺，就由土豪、恶霸、流氓、黑社会填补了。辛亥革命时，西北会党、刀客、盗匪串合纠结，群起啸聚，到处抢掠。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哥老会控制，军政府张贴的布告，除了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外，还要一律加盖“洪会公议”的戳记，方才生效。帮会的码头，直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但闻有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版。哥老会根本不理会什么民主，什么共和，只知道革命就是会党打天下、抢码头，就是会党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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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七章土皇帝们（2）
民国以来，因战乱困扰，地方长官频频易人，造成政治上混乱不堪。各小军阀分割防区，就地筹款，陕西省1926年已经预征了1929年的钱粮。苛捐杂税的名目数不胜数，牲畜税、斗佣、秤佣、血税、门牌捐，还有各县驻军直接勒索的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犒赏费、购置军械费、棉袄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田租本身也是重得惊人。农民无路可走，只好以土地、窑洞作抵押，借高利贷。
据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间的调查，农村每一人口至少拥有四亩至五亩田地，才能生活；较沃的田地也要三亩。但1922年，山西的农民平均每人才有1。46亩，甘肃只有0。8亩。河南、陕西的情况比较好，每人可有3。3至3。8亩。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照统计数字看，河南、陕西两省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但事实上这两省的情形比山西还糟。
究其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由于连年战争，各省军队数目激增。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军队，就有15个师14个旅，全年军费近两千万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军队就地勒索、竭泽而渔，把大量土地用来种鸦片。
冯玉祥当陕西督军时，宣布严厉禁烟，他说：“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但实际上，冯玉祥自己的军队，就是靠强迫种植罂粟，征收鸦片税养活的。军阀们的所谓新政，大抵如此。
在西北地区，当兵似乎是无地农民唯一的合法出路，但军队生活十分艰苦，饷银常被克扣，人身也没有自由，并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于是便纷纷逃跑，据说民国初年军队开小差的比例，大约在15％~30％之间，［英］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许多逃兵都当土匪去了。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破产农民的不断激增，最后必会酿成大乱。这是古老的循环法则。
河南省是华北平原和秦岭山脉接壤的地方，黄河由西向东，贯穿全省。这里是西北人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亦是草寇的天下。当地有一句谚语，“男子不当刀客（强盗）不算好汉”。一位在河南当过县长的人慨叹：“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其身家。其桀骜者更为土匪作掩护，坐地分赃。于是匪风益炽，绑票的案子，几乎天天发生。”当人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时，当土匪便成了还有一线生机的出路。
1912年，豫西农民白朗（又称白狼）揭竿暴动，先后攻占禹县、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各地，然后又回师占领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1914年横越京汉铁路，取商城、固始、光山及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再杀入陇南，连克十三州县。
白朗起义震动中原，乃至在国际上也引人注目，南方的共和派革命党与白朗联络，北方的帝制派宗社党也与白朗联络，大家都想借刀杀人，打击袁世凯。俄、美、英、法国先后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段祺瑞调动了20万大军，对白朗军进行围剿。大军所过之处，只见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作汾流紫。
1914年8月，白朗起义失败，但乡间的骚乱，却此起彼伏。1914年至1915年，环县农民暴动，杀死县知事，分了乡间豪绅的财物。先后响应有几万人，震动了陕甘宁边界上十几个县。1923年至1924年间，河南庐县十几万红枪会、硬肚会、守望社、保卫团的人马，三次围攻县城，把陕西军队赶走。1926年渭南有几万农民因征税太重，发起“交农”运动。就是把农具统统交到县衙门，实行罢耕。同年绥德、清涧一带农民，组织了六七百个“神兵”（红枪会）反对苛捐杂税，占领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响，势力最大的，要算红枪会。
红枪会发源于山东，逐渐向西流传，它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莲教。1914年传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几个县。因为每个入会的人都要拿一杆红缨梭标为武器，故称红枪会。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属黑社会，而是农民为抵抗土匪而组成的自卫组织，但后来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的则被土豪军阀利用，成为他们互争雄长的工具；有的江湖盗匪也自称红枪会，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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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七章土皇帝们（3）
除了红枪会，在江湖上横行的，还有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绿枪会，还有大刀会、小刀会、扇子会、提篮会、天门会、清道会等二三十种名目的组织。他们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关帝、观音，有的信奉土地爷爷，有的信奉太上老君，还有的信奉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可谓无所不有。
红枪会信仰祖师，由传教师传授“神术”。其会员大多是愚笨的乡人。所谓神术，就是先在祖师神牌前烧上香，然后掐诀，念咒，把上身衣服脱光，右手拿砖头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砖头打右肋三下，然后双手拿砖打左右腿、膝盖各三下，接着打脊背三下，最后打头三下。每打一下，口里发出哈声。如此练一个月。然后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个饭碗装上油，点起三寸高的火头，对着火头由上往下吸，要把火头吸灭。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时照样发出哈声。每晚如此，两个月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
还有一种“铁扇子”法术，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之后，就可以靠念咒语，用扇子把敌人的子弹打落。
从这些神术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江湖文化，与北方的义和团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画符念咒一派，与东南方城市型的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东南方的黑社会，不乏金融家、实业家、知识分子，在赈灾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市政建设部门、治安部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信仰、行为准则、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别。
在西北，军队、土匪、红枪会，形成互相对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关于红枪会的“神术”，愈传愈神。连正规军队都惧怕三分，在碰上红枪会时，往往不战自溃。红枪会因此获得了大批装备，声势愈加浩大。
官府没办法平息匪患，就采取收编招抚的办法。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军队里有许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军队为了扩充实力，甚至把一些已经收编的下级军官又放出去拉杆子，等拉起了人马，再收抚回来，连长变营长，营长变团长。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胜仗是兵，打败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军队中，黑白两碗饭一齐吃的人，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有刘镇华和樊钟秀二人。
刘镇华本人并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巩县，父亲是读书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后来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学堂，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刘镇华是当地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陕西的义军从潼关打入河南，在刘镇华的奔走活动下，豫西大部分和民党有联系的绿林豪杰都投奔到革命军中。后来，以这些盗匪为骨干，成立了“镇嵩军”，刘镇华担任协统。
开始，这支军队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粮饷无着，处境险恶。1912年，镇嵩军奉命开回豫西，任务是剿匪。刘镇华剿匪的策略有两点：一是放人出去拉杆子，把盗匪收编回来；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编的悍匪杀掉。在这次大剿匪中，镇嵩军杀了3000多人。伊川、洛宁、嵩县、伊阳、卢氏、宜阳一带的盗匪，闻风而逃。镇嵩军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认。
1917年，刘镇华出任陕西省长，镇嵩军进驻周至、户县。这里是著名的鸦片产区，陕西的烟价每两一元，运到洛阳就可以卖七元。镇嵩军一方面自己向河南运土，另一方面又征收烟税，从而发了大财。从镇嵩军的成长，可见西北地方军阀势力形成的诀窍。
樊钟秀是河南宝丰县人，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樊家拥有105亩田地，自己耕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1913年，因为受到土匪骚扰，全家逃往陕西宜川县。但次年又受到当地土匪骚扰。樊钟秀一气之下，索性自己拉杆子落草为寇。在陕西的河南同乡，怕受牵连，也都纷纷揭竿相从，他的队伍一下子扩充到200多人。
虫工木桥◇BOOK。HQDOOR。◇欢◇迎访◇问◇
第4节：第七章土皇帝们（4）
1915年，樊钟秀接受陕北镇守使的收编，由盗匪变成官兵。1918年，胡景翼等人竖起靖国军旗号，要驱逐陕西督军。樊钟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国军激战了一个星期，然后把队伍拉走，声称要开回河南老家，实际是投靠靖国军。
当北洋政府派奉军进入陕西，向靖国军进攻时，樊钟秀又投靠了奉军。后来又把队伍拉回河南，投靠河南督军。冯玉祥把河南督军赶走后，樊钟秀又投靠了吴佩孚。1923年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广州投靠孙文。
这些绿林出身的大小军阀，大多没有政治信仰，也没有相对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