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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佥以中国银行分行地跨十数行省，分行号达百数十处，有属于北，有属于南，有涉于军事地域，欲一一监督而保全之，股东等固无此权力，亦实势有所不能。且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因由同人决议，先求保全上海中国银行。”②
第61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5）
汇丰、道胜、正金、东方汇理、麦加利五家外国银行也连日开会，认为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地位，应该帮助它照常开业兑现。
宋汉章先后五次亲自到领事团协商，希望向外商银行贷款渡过难关。他又向汇丰、德华两家银行建议，以上海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堆栈，以及收押的道契作为抵押，商借透支。银行团既为挽救在沪外国企业的厄运，也为进一步浸透中国金融市场，慨然应诺。
疯狂的挤兑风潮，已在上海爆发了。急于提存和兑现的人，像着了魔似的扑向银行。这种混乱场面，持续三天，惊心动魄。官厅甚至出动军警弹压。银行职员忙得晕头转向。这简直是一场生死赌博。
太原、南京、徐州、九江、汉口、福州、张家口，以及黑龙江等地的中、交银行分行，都以上海分行马首是瞻，纷纷抗命，照常兑现。
经此惨烈一役，东部财团与北方官僚集团之间，已再无互信可言。
1916年6月，由于中、交两行停兑而触发的危机还未过去，从堂高帘远的中南海传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位的惊人消息。东部的银行家们且喜且忧，喜者希望继任者能给政局带来转机，忧者担心政府在此似断似续之际又玩什么花招。
他们趁着政府大办丧事的机会，四处奔走联络，函电纷驰。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划，6月15日——袁世凯还未出殡——由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股东发起，联合各省商股代表组织的“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已经挂牌成立，俨然是绅商与官方抗争的指挥部。
内阁委派徐恩源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亦遭到银行强烈抵制。徐恩源出身官僚，惯拿鸡毛当令箭，在回银行上班时，竟随身带着三名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携枪保镖，招摇过市，以致惹动众怒，总管理处的三位高级主管，表示不屑于与这种人共事，相约辞职；连一位副总裁也挂印而去。
徐恩源自恃有财政部作后盾，既不承认股东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又扬言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是抗拒停兑的祸首，必须调往重庆分行，以示惩戒。股东们大为愤怒，对抗再度升级，股东们断然采取一个惊人之举，向上海地方审判厅申请将京行存上海的230万元假扣押，抵充商股股款。
银行与政府的斗法白热化，已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影响到整个工商业。上海总商会匆匆出面调停。股东们勉强让步，撤销了假扣押申请书，但愤然表示，这完全是为了避免牵动大局，才不为已甚。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发表通电，字字掷地有声，就像是给政府下的一道战书：
“此次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以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交通系在停兑事件中搅风搅雨，无非向袁世凯邀宠。梁士诒对推进帝制，作用尤巨。不料帝制南柯一梦，交通系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自己的招牌搞臭了不说，梁士诒、周自齐还被南方列为帝制祸首，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政府下令通缉惩办。交通系鸡飞狗跳，梁士诒仓皇避居香港。1918年2月，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下令特赦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
相比之下，北四先生的运气就好得多了。周学熙的父亲周馥与青岛的保皇派、宗社党过从甚密，甚至被日本间谍列入宗社党主要人物的名单之内。因此，周、袁两家虽是儿女亲家，但周家是断不会支持袁氏称帝的。洪宪帝制失败，周学熙幸免失身，又有段合肥当政，皖系一手遮天。亲不亲，故乡人，前途一片光明。
1916年8月，以皖系官僚为首，联合部分商绅，再次拟定以1000万元资本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建立20万锭大纱厂的玫瑰园计划。在12位主要发起人当中，有八位是官僚。
官僚们对投资实业，趋之若鹜，原因无非有二：
一方面，企业的利润增长，大大超过地租的收入。以华新公司来看，1916年9月正式注册时，资本额为1000万元，1919年1月正式投产，两月后赢利10万元，当年3月至次年2月共赢利137万元。年平均增长14。7％。而地租收入，在华北平原的年平均增长才1。7％左右（以天津附近的庙产沙田地租为例）。天壤之比，能不令人怦然心动？
第62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6）
另一方面，官僚们热心投资企业，也反映出他们对官场风云变幻的担忧。政局动荡，党派倾轧，一朝天子一朝臣。投资企业，不失为一条退路。
这种以北洋官家为靠山的企业，一度是民族工商业的主要成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天语纶音和官府的威权，在募集资本、专利特权、机器和原材料的收购、资金周转、税收、运输等方面取得较大的便利。
华新公司在天津招募分厂商股时，周学熙利用财政总长职权，从财政部拨出80万元订购纱锭2。5万枚的纺纱机。大大增强了股东们对公司的信心。
华新投产后，在短期内取得惊人效益，并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开设了三家分厂。1919年，公司规模日益扩大，流动资金很多，周学熙又创办了专为本公司服务的中国实业银行，其董事全为名重朝野的大官僚。周学熙再次援引官府势力，迫令长芦、东纲和两淮的盐引必须投资。
在自由经济正悄然崛起之际，官家仍然谋求垄断实业，周学熙组织了货栈运输公司和永宁保险公司，创办了兴华棉业公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以官僚集团为靠山的华北棉纺业垄断体制。
直到1922年，在周学熙的王国里，控制着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前后16年，由他创办和投资的企业，多达15家，资本总额高达1600多万元。而实业银行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庞大的垄断体制，已基本告成，这就是著名的“启新－华新财团”。
从1920年代开始，政治上的不稳定，暴露出官家实业的弱点。北洋集团日渐式微，朝令夕改、五日京兆的现象，比比皆是，工商业受其拖累，完美的大厦开始裂痕频现了。
不管人们是否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们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周学熙首先被排挤出实业银行，他的指令不再是一呼百应。他于1924年创办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总管机关“实业总汇”，仅一年时间就垮台了。他终于被自己一手创造的体系所遗弃。
晚年北四先生主持一个研究性质的实业学会。除了在孤独的内心保持着无用的优越感和聊以自慰的回忆之外，早茶晚酒饭后烟，已再无所作为了。
华新公司于1931年解体，各地分厂自立门户，独立经营。
第63节：第五章还政于清（1）
第五章还政于清
【壹】段祺瑞成为新的北方领袖，他以北洋正统自居，决心把自认为代表南方的总统黎元洪逐出公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三大派系：直系、皖系、奉系。
它们都是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它们并不是政党，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总部、分部一类组织系统，它们基本上是以籍贯划分的利益集团，靠金钱、地盘、职位、权力，以及私人感情，把一伙同乡、同族、同门、同袍的军人、官僚、政客扯到一起，抱成一团。
以地域划分势力，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也是最有希望继承袁世凯遗产的人，他确实具有某种异禀和卓超的才智。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安徽与湖北一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湖北地跨南北，而安徽则介于东部与北方之间。故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过渡性的文化特色。周学熙在实业界虽然一言九鼎，但他说的话，用右耳听是一口官话，用左耳听却是四夷鸟语。段祺瑞的面目也同样模糊，他杀起南方的共和派来毫不手软，但北方的帝制派搞复辟时，他又成了再造共和的伟人。
副总统黎元洪当初之所以能够和袁世凯比肩而坐，带有南北一家的象征意义。黎也是军人，但不属于北洋集团。他私下也许觉得这种身份更好，当他面对南方人时，他是北方的代表；而当他面对北方人时，又好像代表着南方的势力。
虽然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事实上是他能够置身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悲剧性原因之一：他刚好站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对南方抱有怀疑和厌恶心理的段祺瑞，从来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蔑视。以前袁正黎副，尚可勉强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死得那么快，竟让南方人空手捡个热煎堆，他们便寝馈难安了。段祺瑞希望弄出些事端来，好让总统尝尝和代表十几个省区的北洋集团抗衡的滋味。
黎元洪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在面对威胁的时侯，往往忍声吞气，有“黎菩萨”的外号。就是因为这样，北洋集团才暂时容纳了他。
黎元洪
终于有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段祺瑞下决心把黎菩萨赶出总统府。他采取了一项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所引起一连串灾难性反应，一直持续到整个北洋集团覆灭为止。
1917年2月4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分别拜会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他刚刚接到国内来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和德皇政府绝交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使也在马不停蹄地活动。尽管各自的用意不同，但美国和日本都很热心地要把中国拖进一场莫名其妙打了三年的欧洲战争中去。
黎元洪对此兴趣不大。他向芮恩施提出一大堆质疑：“当前战况如何？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黎元洪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一旦卷入这种国际争端之中，国内的政治均势就会打破，马上就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与总统相反，段祺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和芮恩施深入讨论了欧洲各强的军事形势，他最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战争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芮恩施含糊地回答，“对德绝交，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中国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国家，甚至当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以后，它依然企图保持封闭自足的超脱立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