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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在南方的合作者是滇桂军阀，在北方的合作者是皖奉军阀。对外，他开始和苏俄接触。
1919年，经“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方和无政府主义者结成了同盟。但这种结合并不长久，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相率退出。年幼的共产主义者深感缺乏足够的和强大的力量来指导酝酿中的共产党的出世。
直到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内部意见仍无法统一。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里，已经分裂成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派、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四个派别。
上海南湖，“中共一大”会址
当时，这批年轻的“五四青年”，对孙文和国民党并不看重。中共武汉区党委书记包惠僧说，中共“对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什么可靠联合对象”。包惠僧《回忆马林》。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工运领袖邓中夏则批评说：“孙文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另一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甚至轻蔑地称孙文为“真是教不会的笨孩子”！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而在国民党这方面，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孙文认为共产党“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用胡汉民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胡汉民《清党之意义》。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二册），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版。双方似乎不在一个平台之上，也缺乏共信与互信的基础。
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到中国访问，一面和北洋政府作外交往来，一面和孙文联系。在经过短暂的接触后，孙文决意联俄。他迫切需要得到苏俄的金钱和武器支援，但对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则加以严拒。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其中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证明了孙文的联俄，是看中苏俄的物质援助，而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用联俄换取容共。陈独秀说：“他（鲍罗廷——引者注）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几乎就在同时，刚刚和无政府主义分手的共产党，也在寻找合作者。他们在陈炯明和北方军阀吴佩孚之间举棋不定。
共产党希望利用陈炯明来发展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1923年，在著名的“七·五农潮”中，陈炯明曾应共产党的要求，函请海丰县府释放被捕农民，并致电中共党员彭湃，“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可见当时双方关系颇为融洽。直至共产党决定和孙文合作后，才和陈炯明一拍两散。
在北方，共产党的另一个争取对象是吴佩孚。李大钊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曾多次和吴佩孚接触。1923年，吴佩孚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畅通，以武力镇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事件，显示出共产党对吴佩孚心存幻想，同时也显示出吴佩孚企图利用共产党控制铁路的幻想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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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3）
惨痛的教训，迫使共产党不得不另寻出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内部立即大起风波。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而孙文则表明，决不实行联合战线的形式。
1923年6月，在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生气地说，那不叫国共合作，那是“国共混合”。在日本的周佛海也来信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作用，陈独秀回答：“第一步，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实力……第二，就是使国民党共产化。”周佛海说，那还不如索性取消共产党算了。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
在大部分代表的坚持下，会议作出了决议，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是可证，共产党之所以和国民党合作，一不是对国民党有什么厚望，二不是政纲上有什么相同，而是一方面迫于国际共产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通过国民党取得合法地位，进而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共已经把国民党分成左、右派了。
在国民党内部，对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也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孙文本人联俄容共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一些敏感党员如邓泽如、汪精卫、林直勉、林森、邹鲁、居正等人，纷纷表示怀疑。汪精卫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猪精如何受得了？”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们与积极赞成这一政策的廖仲恺、张继等人，反复讨论。廖仲恺认为：“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从廖氏这段话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容共是联俄的一个先决条件。
经过一番争长论短，张继改变了初衷，成为激烈的反对派分子。后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起草了一份《检举共产党员报告书》，希望引起孙文的注意，但孙文似乎不以为意，他以他独具的自信和乐观精神，对报告书批示：共产党“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返，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抗衡也。”
孙文安慰他的党员们，“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台湾，正中书局，1948年版。
当时，孙文之所以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共产党现阶段的主张——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有共同点；其次是为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
这和过去孙文联合秘密帮会、联合各地军阀，并无本质区别。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和同盟会基本相同，孙文就加入洪门；地方军阀要反对中央武力统一，和国民党有一致的利益，孙文就联合地方军阀。
因此，孙文以极大的毅力顶住了党内的巨大压力，坚决将联俄容共政策贯彻下去。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月19日，由胡汉民主持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在会上，汪精卫来了个原地立正、稍息、向后转，公开表示拥护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成为会议的一个有趣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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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4）
次日，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省高等师范开幕。出席代表165人，共产党员占了14％。
在当天审查委员会讨论大会宣言时，矛盾一箩筐，国共两党发生激烈争吵。审查委员会里，除了胡汉民、戴季陶等五名国民党员外，还有李大钊、于树德两名共产党员。他们的分歧焦点在民生主义问题上。国民党要按民生主义解释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则坚持按共产主义解释民生主义。双方僵持不下。
戴季陶
曾经短时期加入过共产党的戴季陶表现得最为激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甚至离题万里，不知所云。胡汉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头，摇铃大呼：“你的姐姐来了！”“姐姐”是戴季陶对夫人的称呼。他夫人常常不让他多说话，以免弄坏身体。戴很怕夫人，一听姐姐二字，便立时低头收声。
为了平息争论，孙文在21日特意发表讲话，他提醒大家：“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四号。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第二次扩大审查会议上，争论再度趋于激烈。宣言中原有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等反帝国主义纲领，国民党的审查委员坚决要求删去。双方又是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胡汉民大叫：“你们的话都说到题外去了，就此停止吧！我们仍然回到本题的讨论上。”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认为大会海外党部的代表众多，他们也有苦衷。“如果此时把收回租界、海关等反帝纲领太明显具体地提出，的确影响太大，”胡汉民说，“甚至本党地位也不无顾虑之处。我建议把反帝政纲条款说得笼统一点，不必太明显太具体。”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共产党接受了他的意见。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这份历史性的文献。孙文对宣言深表满意，他兴奋地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
然而，分歧并未消除，在1月28日的大会上，突然有人提议在党章里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显然是针对跨党的共产党人。大会马上爆发了激烈辩论。
李大钊
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向大会发表声明，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随后他又强调：“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接着又有多名代表先后发言，既有赞成，也有反对，一时众口喧腾，莫衷一是。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今后的日子里，都将备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