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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被推翻、被征服的时代里，大批使用着相同的语言、有着无数共同习俗、习惯、嗜好和传统的巴比伦人、叙利亚人以及后来的腓尼基人，都被这种精神崇拜所吸引，进而要求加入进来，承诺履行誓言，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在提尔、西顿、迦太基以及西班牙的其他腓尼基城市衰败后，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西班牙、非洲、埃及、阿拉伯和东方，凡是腓尼基人到过的地方就有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是靠《圣经》和通过阅读《圣经》而聚集在一起的。从一开始，耶路撒冷就不过是他们名义上的都城，他们真正的都城就是这部《圣经》中的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早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把象形体变为文字之时就撒播下了种子。犹太人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民族，他们没有皇帝，也没有庙宇（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耶路撒冷公元70年被毁的情形），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神秘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圣经》中文字的力量。
犹太人这种精神上的团结，绝对不是祭司们或政治家们通过事先计划、设想及推行而形成的。随着犹太人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仅产生了一种新的团体，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人。所罗门时代的希伯来人，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和其他的弱小民族没有任何区别，聚集在宫殿和神庙周围，为祭司的智慧所引导，受到野心的统治者所操纵。然而，读者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新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先知”，的确已经存在了。
分裂的希伯来人身上的困苦越是深重，先知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这些先知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先知伊齐基尔出身于祭司阶层，先知阿摩司则是身披羊皮的牧羊人。不过所有的先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忠诚只献给真理之主，而不是别人，他们直接与民众进行对话。先知们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许可和任命。“现在，神的旨意降临在我身上了”就是他们的任命仪式。他们热衷于政治，鼓动民众起来抵抗埃及“那折断了的芦苇”，或者促使民众抵抗亚述或巴比伦。先知们无情地揭露祭司阶层的怠惰和国王的暴虐。有些先知致力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造”。他们四处宣传：富人们“正在压榨穷人”；奢侈的人在浪费孩子们的面包；富有的人成为异族的朋友，并且还模仿异族人享乐和奢侈的恶习。而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所憎恶的，他必将降祸于这块土地。
这些痛斥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并被世代研究。犹太人走到哪里，先知就出现在哪里，这种新的宗教精神也就传播到哪里。他们促使民众抛弃祭司和庙宇、超脱朝廷和帝王，把人们引导到真理之主面前。这是先知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赛亚的伟大演说中，先知的声音上升为一篇美好的预言：全世界将在唯一的真神庇佑下实现统一和和平。犹太的预言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先知都如以赛亚一样持有这种主张，聪明的读者肯定也会在先知的书中发现许多仇恨和偏见，有些预言甚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极具危害性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正是那些在巴比伦被俘时期的希伯来先知出现，标志着人类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力量。这是一种呼吁个性道德的力量，一股呼吁反抗一直束缚和禁锢人类发展的物神崇拜的牺牲和奴隶式愚忠，争取自由意志的力量。
第9章 希腊人
在所罗门统治结束（大约公元前960年在位）之后，分裂的以色列和犹太王国遭受重创，民众游离失所。当被俘的犹太人开始在巴比伦发展自己的传统的时候，另外一种左右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希腊传统也日益发展繁荣。当希伯来的先知们致力于在人类与永恒的、万能的真理之神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的道德关系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在创造一种人类思维，即关于追求知识的新方法和新精神的思维。
我们已经知道，希腊民族原来是雅利安语系的一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他们就移居到爱琴海上的一些城市和岛屿上。埃及法老特多麦斯第一次在自己征服的幼发拉底河岸狩猎大象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到了这里了。因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只有大象而希腊只有狮子。
很有可能，诺索斯就是在希腊人入侵时被焚毁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希腊神话中虽然有关于米诺斯及其王宫（迷宫），以及克里特的能工巧匠的传说，但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次胜利。
像大多数雅利安民族一样，这些希腊人也有歌手和游吟诗人，他们的表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这一民族在发展初期，还是野蛮部落的时候，就流传下来两部伟大的史诗。一部是《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各部落的联盟如何包围、攻陷和掠夺位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故事；另外一部是《奥德赛》，写的是希腊英明贤能的首领奥德赛从特洛伊返回自己国家时，在漫长旅途上的冒险故事。这两部史诗写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也就是在希腊人从比他们文明程度高的附近城邦学会了使用字母之后。但是，有些人认为那些史诗存在的时间比这要早得多。以前，人们一向认为天才的、双目失明的诗人荷马写就了这两部史诗，认为他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一样，是坐在那里写就这两部史诗的。至于古希腊是否真有荷马这个人，究竟是他创作了这些史诗，还是他只是把它们记录、整理并润色了原有的诗篇，一直都是博学之士喜欢争论的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些论争多费心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史诗。这些史诗为希腊各部落所共有，又成为希腊各部落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正是有了它，希腊各部落在抵御外部侵略时才能够形成团结合作的意识。事实上，希腊民族正是这样一些最初通过共同的语言，而后通过共同的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同种民族的结合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品性和勇敢的性格。
从史诗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希腊还是一个没有铁、没有文字、也没有在城市居住的未开化民族，最初，他们似乎住在被他们破坏的爱琴人的城市废墟旁边的开放的村庄里，围绕着首领的大屋建造了许多小屋。后来他们才开始慢慢地修建城墙，并从被他们征服的民族那里学会了建造神庙。据说，原始文明的城市，大都是以部落神的祭坛为核心，渐渐向外发展，然后才修筑城墙的。然而希腊人的城市，却是先修城墙，而后才修建神庙的。之后，他们又开始从事贸易，输送移民。到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的山谷和岛屿上，兴起了许多新城市，当然，这些城市与在他们之前兴起的爱琴文明和城市没有任何关系。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萨摩斯和米利都是其中较重要的城市。黑海沿岸、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已经有希腊人定居。意大利半岛的脚跟与脚趾部分被称为“大希腊”。马赛则是一个在古腓尼基人殖民地旧址上新修建起来的希腊城市。
在这一时期，地处大平原的国家或者有大河流，如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等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的国家，往往容易因为共同的统治而实现统一。例如埃及和苏美尔的一些城邦，都是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得到统一的。但是，不论是希腊还是“大希腊”，由于其境内崇山峻岭，希腊各部落散布在很多的岛屿或山谷中，因此各自的发展的趋势也不尽相同。因此，希腊人在历史上出现时，许多小城邦各自独立，没有任何相互联合的迹象，甚至他们的种族也各不相同。有些城邦中主要的居民是希腊系的爱奥尼亚人、伊奥利斯人或多利安人；有些城邦中的居民，是希腊人与前希腊的“地中海”族人的混血子孙；还有一些城邦，住着纯粹的希腊种系的自由民，他们把被征服者当作奴隶一样踩在脚下，比如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有些城邦，原有的雅利安统治者的家族联合形成了特权的贵族；另外一些地方则实施雅利安市民的民主政治。一些城邦有选举产生的国王，一些城邦的国王是世袭的；而另外一些城邦，则是由篡位的僭主或暴君实行统治。
这种地理状况使埃及各城邦彼此分裂、各自为政，同样也使得这些城邦保持着比较小的规模。即使是最大的城邦，与英格兰的许多州相比也要小得多，有没有人口超过30万的城邦都值得怀疑，就算是超过5万人的城市都很少见。各城邦之间虽然有着利益和感情上的联系，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和结合。随着商业的繁荣，各城邦之间开始出现了同盟、联盟，还有一些小城邦开始寻求大城邦的保护。然而有两件事，终于把全体希腊人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情感上的共同体，那就是史诗和每四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的体育竞赛会。虽然这些并没有阻止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和争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邦之间的战争暴行。有时，为了保护参加比赛的往来旅客，交战双方会签订休战协定。渐渐地，希腊各民族因为共同的传统而产生的共同情感与日俱增，参加奥林匹克体育赛事的城邦越来越多，到后来，不但希腊，而且与希腊有着亲缘关系的北方邻国埃比尔斯和马其顿的选手也被允许参加比赛。
希腊城邦的商业越来越发达，其重要性也不断增加。到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明的性质稳定地向前发展。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在很多方面发生了与爱琴文明和大河流域文明有着较大差异的有趣的变化。他们虽然也有宏伟庄严的神庙，但祭司却不是伟大传统的化身。而在古代城市里，祭司是一切知识的宝库，一切思想的贮藏所。希腊人有自己的领袖和贵族，但是却不是被严密组织的朝廷所包围的准神圣君主。他们的政治组织多是贵族政体式的，这些贵族井井有条地处理着一切事物。即使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贵族的民主。在那时，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参加民主集会，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市民。希腊的民主政治，绝不像每个人都有参与投票的选举权的现代“民主”，民主只是给予了几百或几千市民，但同时，却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和自由民参与公众事业的政治权利。希腊的大多数政事都操纵在有权势的人组成的团体手中。与埃及的法老克里特王、弥诺斯、美索不达米亚王皆由神圣的超人担任不同，他们的国王或君主或者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通过篡夺王位而上台的。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与旧世界隔绝，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希腊都有着以往文明所没有的自由气氛，希腊人把个人主义——也就是在北方草原上过着漂泊流浪的游牧生活时的那种富有个性和进取性的精神——带入了城市。他们是历